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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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军，最关键是攻取徐州，国军将领黄百韬战败后自杀、*先俘黄维，再俘副司令杜聿明。另外，刘峙与胡琏则逃脱。*至此控制长江以北。

　　三、「平津战役」（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五十六天，歼灭和改编国军五十二万人。这一役是东北野战军奉命入关，南下作战。其经过是，困张家口至塘沽长达八百里的国军重要据点，围而不攻。1949年1月15日先占天津；31日，降傅作义，取北平。

　　于是，经此三役，长江以北尽归*。国共双方军力差距扩大，*近四百万，国军减少至一百五十万。此际国民党退败中再起内斗，蒋介石下野安排遁台湾，李宗仁接位与*和谈。由2月至4月，决议达成，又拒签署。毛泽东与朱德遂于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至此，内战进入第三阶段，大致由1949年4月至1950年5月，国共双方陈兵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最后决战。接着百万雄师南渡，势如破竹。

　　在这阶段，*4月23日虽占取南京，但，国民党已先迁都至广州，继迁都重庆、续迁成都；*24　日北取太原；5月，西取西安；又南取杭州、武汉三镇、南昌、上海；6月取崇明岛，继从美军收回青岛；8月长沙，福州；9月绥远、新疆解放；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4日广州解放；11月贵阳、桂林、重庆解放；12月7日国民党宣布国民政府迁台北；同月昆明、康定、成都先后解放。至1950年4月，海南岛全解放。这就是史学上*「解放全国」巩固期。随因美国再度插手，并派遣第七军舰巡戈于台湾海峡，这场「解放全国」内战至此受到第三者阻碍。

　　所以，从理论讲，国共两党这场决战，依然算是功亏一篑。*虽从此统治中国大陆，但国民党却尚能偏处台湾。至今台湾仍是中国一个省，国民政府尚在台北延续。过去双方军事上的较量，无疑曾是当年胜负关键。尤应指出，还有其它原因。又经济的崩溃，是最为突出的。

第4章，第8节：金圆化纸，江山变红
陈天璇《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现代史

　　第4章，第8节：金圆化纸，江山变红

　　第4章，第8节：　

　　金圆化纸，江山变红

　　中国人对历代政治兴亡，有句老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几千年来，历史彷佛都曾如此。足见，天下得失，政权盛衰，也不全因武力。国共输赢亦算一例。

　　当双方内战进到接近最后期，国民党之所以如此迅速崩溃，主要还因为是失去大陆民心。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最大关键，是因为经济的失控，是因为金圆卷贬值。这全是由于掌权者的失策与*造成。这又归因于决策者的私心和短视所致。当年国共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亦作富贫之斗。在任何的国家社会，贫富难免走向对立。但，最终左右胜负的却往往是中间多数。那是爱沉默、不欲惹事的多数，亦是尚能活、得过且过的多数。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也因为以上的原因，社会的秩序和运作得以依然继续，维持着某类生活形态的平衡。只是，当这批人忽逢剧变，失去所傍，无以为生，就会随流倒向加入另外一边。这样，社会立时起变化，较量随显出胜负。当年金圆卷的迅速贬值使中间大多数人民破产，贫者忽暴增，富者更殊少，这一整体变化顿使国民党的失败成必然的趋势。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多着眼于军事较量，争雄角逐，养兵为最。军阀时，固然如此；国共间，情形相似。也许唯一不同就是，据说，*红军曾经亦农亦兵。这不单只因而与民打成一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征粮赋税。国民党就因为长期养了大批军队，这方面的开支，越到后来，越更高昂。既一方面要逐步加重人民的负担，又另方面变成施政者的严峻课题。为解决这困难，曾推出金圆卷。

　　史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是于1948年8月以改革币制为由发行金圆卷，取代原本全国惯用法币，定为今后唯一合法币值；并且同时颁令，在全国范围内，任何个人及工商业团体均必须在规定日期内把法币、黄金与外币全部兑换为金圆卷。否则，将被视为违法，搜获后定充公。基于这一法律规定，多数人也就此照办，全换上金圆卷。

　　问题就发生在金圆卷贬值上。原先，在发行金圆卷之前，国民政府曾经公布，这次金圆卷的发行，是以国库存黄金、白银、外币为基础，总额限在二十亿内。自1948年8月19日起由中央银行专责发行，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兑换率收兑已往通行法币。同时，限期收兑全国人民及工商业所存私有金银外币，限期登记管理人民及工商业存放外国外汇资产，并将全国物价锁定在同一日的水平上。但是只过了三个月，政府打破两条规定：一、金圆卷发行量超过所定二十亿，二、11月1日宣布取消市面的限价。

　　其实这是通货膨胀又再濒临失控先兆。那是由于单从改革币制发行，没能根本解决政府财政赤字。究其导因，源于政府入不敷出；最大开支，全为应付庞大军费。由于内战，一方面已造成国统区面积渐缩小，故其所收得赋税亦相对急速下降。另方面为求加印金圆卷支付急需，使币值从而失去了它基本的功能，迅速下跌，物价随着开始狂涨。然后，金圆卷的币值自此江河日下。当国民政府为缓和颓势，突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成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的抢兑人潮。由于政令的反复，更使其金融混乱。至1948年12月，金圆卷已发行至八十亿；到1949年1月，竟突破二百亿。再到5月，发行量六十八万亿。至1949年6月，更增至一百三十万亿；比十个月前最初发行时，增加了二十四万倍。另外，由于金圆券的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现面值一百万元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是因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但又贬值太快，由于早上的物价到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因此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大多数于交易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这种反常怪象，到处普遍出现。

　　其实，过量发行金融货币，必然引致通货膨胀，币值下跌，物价高昂。过去国民政府曾通行的法币，亦是因为由于滥印而被取代。史家指出，例如，1937年时中国人民可用100元法币买两头牛，至1947年同样的钱买不到半盒火柴；于1948年8月，改制用金圆卷，人民本以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卷，到1949年5月，以金圆卷在上海买一石米要四亿四千万元，平均一粒米价值一百三十元。由此可见，不足一年，金圆卷的贬值使中间大多数平民百姓几个月内由曾经尚有余粮到其后一贫如洗，尽成穷人。又国民政府败退至广州期间，另推出银元卷，亦转瞬间消失。这段灾难性的金圆卷贬值，随即使国民党大失民心。

　　此外，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导致当年大陆如此急剧地几月间政权易手，亦拜国民党内高层四大家族恃权敛财之赐。过去一直持此说者，归罪官僚资本垄断。所谓「四大家族」，是指「蒋宋孔陈」。即是，蒋是蒋介石、宋是宋子文、孔是孔祥熙，陈是陈果夫与陈立夫两兄弟。他们分别在国民政府内长期掌政，从而因为手中操纵军权、外交、财政、党务，把全国的金融当作为个别的资本，通过职权，参与企业，挟政汪法，营私自肥。其中尤以投资及控制当年的中央银行，来实现他们藉法犯法的欺诈贪婪目的。又中央银行亦就是专责发行金圆卷的国家银行。所谓「官僚资本」之说，起自*早期理论家瞿秋白于二十年代针对过去官商勾结垄断全国金融而作的新解释，及后被陈伯达引伸写成一本集中指控国民党内高层「四大家族」如何发国难财的书，并长期地为众多的史家接受。只是，时至今日，新讲法是，当年这个「四大家族」在试图把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资本的运作中，时不我待，匆匆收场，所以，在最后溃败撤走时，未能及时有效外移。其结果是，所得有限。五十年后，他们子孙，已非巨富。

　　另外在1949年4、5月间，南京、上海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共产党并于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新疆等地区亦继续发行，但其价值皆已接近废纸。直到7月3日，国民党的广州政府终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虽欲以银圆券取代，但很快便撤走取消。后因国民党把政府撤至台北，并以台糖台纸资产兑换美元，企图承担金银圆卷兑换，遂在台湾引发另次风暴，最后，不得已在大陆逃客套汇中告结束。

　　史家咸认，无论如何，金圆卷的发行及随后的贬值，在短短八个月的政令反复下，不但直接令中国大陆上整个大小资产阶层普遍破产；而且间接使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从而失去原有的支持。币值逐步化纸，江山日益变红。至此原有的绝大部份中层人士再也不是有产了，而本来的无产阶层却因无产依然并未深受影响，合起来，更多数。于是一方得民，一方失民，历史在这一刻体现民心效应。

　　国共间的内战，本应出现结局。谁胜，谁负，再也清楚不过。但是，下一步的发展，竟又如此令人意外。

　　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逃香港，再逃美国。

　　但国民党于1949年12月7日宣布把政府及行政院等迁台湾。蒋介石则于同月10日抵台北，并且继续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发号施令，宣布完全封锁大陆所有海港。1950年2月6日，竟一度遣飞机十七架前往轰炸上海。同月23日，蒋介石称将复出担任总统，电李宗仁由美返台辅政。3月1日，正式复职。翌日得到美国承认。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曾经声言不干预中国内战的美国，突然又以太平洋的安全为由插手。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而阻隔着国共内战的延续与军事冲突。

第4章，第9节：两个政府，两个国号
陈天璇《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现代史

　　第4章，第9节：两个政府，两个国号

　　第9节：　

　　两个政府，两个国号

　　国共曾二次合作，又二次决裂交锋。之前携手，是因为有共同敌人；之后互斗，是无法一起组政府。其中最大的分歧是，彼此政纲有别。国民党自翔是依循孙中山的三*义，意图走资本主义建国；共产党则毫不诿言，信仰马列并发展马列，要带中国进入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抗战胜利初期，国共聚首和谈，一度同意以非武力方式来解决彼此的分歧，例如，如何组联合政府，如何改编八路军，甚至因而举行首届政治协商代表会议研讨细节。那是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曾以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庆召开，并且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协议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12项等决议案，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总目标是，先制订全国的宪法，然后达成军政合一。这段国共间最融洽的合作雏议，却因各方代表多寡的问题触礁，而且，竟是就未来政府内所占席位多一名少一名之差未能继续。当时*对新政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