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4大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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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墓裆苤蹈叽�11万亿美元，相当于排在它后面的另一个经济大国的两倍多，其人均产值比世界其他大国都高得多。它的语言——美国英语是全球商业界的通用语言，美元是世界性的通用货币，无论你到世界什么地方，那里的人都会告诉你某种货物的美元价，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美元。的确，美国人在这方面享有特权：别的国家的人若想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小麦或者是丰田汽车，他们必须首先赚到美元，而美国人只需要多印一些美元就行了。在全球1000个最大的公司当中，美国公司占了423家。纽约和纳斯达克股市的股值约占全世界股市总值的44％。美国拥有许多世界最好的大学。绝大多数顶尖的科研中心也都集中在美国，其研究与发展经费比排在美国后面的5个国家的科研经费的总和还多。总而言之，可以说美国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很久以前，美国人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帮助世界其他国家致富，自己也能从中受益。因此，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通过全球化的过程，大力促进各国经济日益一体化，以求打造一个货物、服务、货币、科技和人员进行国际交流的环境。其结果也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主要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国的经济繁荣，美国因此也增大了自己的财富和力量。正是通过全球化，而不是军事威胁，使自由世界的亿万人民脱贫致富，并在全球打造出多个财富和权力中心，最后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在亚洲，日本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其他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因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亚洲“小龙”闻名天下。在大西洋彼岸，欧盟从5国扩大为25个国家，并发行了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国家通用的货币——欧元。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成为美国经济的实际延伸，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巴西则凭借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经济正在腾飞。
尽管美国的公司当初领导了全球化，但它们不再是唯一的参与者，甚至不再是主导者。越来越多的非美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公司，如日本的索尼公司、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墨西哥的西墨克斯和韩国的三星公司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当然，美国的影响并未消失。美国的音乐、服装、运动明星和电影虽然不是世人的唯一选择，但它们起榜样的作用。这就如同硅谷的企业家、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等美国顶尖大学的诺贝尔奖金得主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独领风骚一样。某些人和某些国家对在这些方面的美国味很不舒服，他们批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委婉说法。然而，他们发现这种趋势势不可当，例如，麦当劳最红火的分店之一就坐落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
到头来，每个人似乎都想参加到全球化的趋势当中去，而事实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已经参加进来了。全球化在冷战时期是个并不怎么适用的名词，因为当时半个世界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国家，它们没有进行全球化。
然而，过去２０年来，中国、印度和苏联集团国家都决定离开他们向往的工人阶级乐园，而让它们的30亿民众走上他们曾经鄙视的市场经济道路。尽管这些国家的人民大部分都很贫穷，但其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熟练技能的人的数量比许多第一世界国家的人口还多。他们在进行革命性变革形势下走上了舞台，一系列全球性的条约大多在美国的主导下签订，它们显著降低了贸易和投资障碍，使得老式的墨守成规的资本主义道路走起来顺当多了。按照合同，制造商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从事生产活动，有了能在３６个小时内将货物送到世界任何地点的像联邦快递和优必速这样的快递公司，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高速公路。最后，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缩短了交往的时间和距离障碍，它使用的是比特而不是原子。在这条路上飞奔的这30亿新人其实就在你的办公室和起居室里，而你也在他们的办公室和起居室里。所有这些已经形成了一波全新的浪潮和新的全球化模式，它正在把世界搞得混乱不堪。
现今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在冷战时期打造的，其目的是要吸引这30亿人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当时没有人真正期望他们会投身市场经济，也没有人想到他们走市场经济道路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会给每个人带来潜在的好处，但它也可能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它到来的时机正值国际经济结构出现严重问题之际，加上美国人的自我放纵，亚洲人的重商主义对这一全球化的过分看重而使得这一体系变得很脆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的胜利者对取得胜利后的准备还不如失败者对遭到失败后的准备充分。因此，如果对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处理不当，极可能导致整个全球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
总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1）
２００３年冬天，我的大儿子查米让我首次见识到这批新的市场经济冲浪者所释放出来的强大力量，以及他们可能如何与旧经济体系和结构互动。当时我们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塔霍湖的北面滑雪，他家就住在那里。在上山的缆车上，他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同投资当地的一家铲雪公司。
“什么样的铲雪公司？”我有点惊奇地问道，因为我儿子是一位高层软件开发人员。
“噢，这是一家铲雪公司，在下雪天它负责清除这一地区的宾馆和度假村周围的停车场和道路上的积雪，这里在当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５月期间经常下雪。”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大声嚷道，“怎么干起铲雪的营生来了？”
“老爸，”他回答说，“他们总不能把雪也转移到印度去吧。”
足足有一分钟我才回过神来。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儿子竟然担心自己的前程会受到来自印度或别的地方的威胁。当初，正是我建议他进入电脑科学的，深信这个领域会让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当我问他是不是工作遇到了困难时，他踌躇了一下说道：“业务外包”的确是一种新的经营思路。
他说：“您永远不会相信，某些不懂科技但又极力想在高管面前露一手的MBA的高才生，说不定哪一天会决定将整个运营部门转移到印度或其他国家去。”
我儿子继续解释说，所有大型顾问和服务公司，如毕博管理咨询公司（Bearing Point）、国承商用机器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勤咨询与顾问公司（Deloitte）等每天不断向公司高管们游说，告诉他们如果将业务外包到印度去将会节省多少成本。
在询问了铲雪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同意投资少量美元以后，我决定在未来四周内计划访问的亚洲国家名单中加上印度（20年前我曾去过那里）。
在我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几乎全是中国，人们谈话的口气有点像患了精神分裂症似的。若干年以前，当中国人从日本人手中接过钢铁、机械和电子元件的生产时，日本人便担心有朝一日被“掏空”的危险，如今他们在谈起中国时认为这是一种机遇。他们谈到中国时甚至认为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谈到日本时他们认为日本应当把中国摆在美国的前面。他们对日本的公司和国家的战略很自豪，因为他们保持了强大的制造基地，可以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进行大量投资，而不像美国，它没有什么可出售的。然而在几杯美酒下肚之后，他们便在平静的对话中口吐真言：日本公司和政府领导人都想知道，在未来日本如何才能与中国竞争。
在北京和上海，我再一次为中国持续现代化的速度所震撼，过去20年当中我每次访问中国都有这种感觉。离开中国6个月后，再返回来时就认不出原来的地方了。我从机场搭乘上海最新的磁悬浮列车，12分钟便到了市区。在车上，我不禁在想，如果美国能出现类似的事情该有多好啊。在以后的几天当中，当我穿梭访问上海的工厂、政府办公室、 顾问公司和智库时，头脑中的这种想法一直挥之不去。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低价商品制造的首选地，然而我在访问中的所见所闻表明，中国正在迅速成为高技术生产，甚至研究开发的世界首选地。
我在北京拜访摩托罗拉公司的几位老朋友时，更加深了这一印象。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的贸易赤字开始上升时，摩托罗拉率先主张在美国继续高技术的生产，通过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计划来加强美国的高技术竞争力。现在，摩托罗拉的人却告诉我，该公司已经将它的制造和研究开发业的大部分转移到了中国。
我飞到新加坡，在那里他们安排我将会见该国的开国元勋和政府资政李光耀。我认识李先生，是他预见到中国将取代新加坡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基地，于是呼吁这个富裕的高成本城市国家采取以新的高技术和服务业为导向的战略。当时他是如何预见到未来的呢？答案是：关心形势。中国的发展比他预计的还要快，而印度主导服务业市场，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来到印度，在访问过德里、海得拉巴、钦奈和班加罗尔以后，我得承认我看见的是一场革命——这个国家正在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更激动人心的、更具挑战力的未来，这超出了我原先的想象。在客服中心培训学校的“口音矫正”班里，我听到说英语的印度年轻人正在学习美国堪萨斯州人或加拿大渥太华人的口音。因此，如果你是美国戴尔公司或联合航空公司或者别的美国公司的客户，打电话到客服中心寻求帮助或预订机票时，你会以为你在跟附近某个镇子或另一个美国城市的人通话，你绝对想不到电话的另一端是印度。在海得拉巴，我会见了印度萨蒂扬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创始人拉玛林阿，从1972年起他便开始向美国客户发售程序编辑器，当时只签订了少数几个软件编写合同。如今，应客户的要求，他已经全面接管了他们在全球各地的后勤办公室业务，由于是在市郊的萨蒂扬园区进行这些业务，他将客户的成本减少了70％。在班加罗尔，我亲眼看到1800名拥有电器工程专业和电脑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印度人，正在设计英特尔的新型芯片。英特尔也因此节省了大量成本。更重要的是，英特尔无法在美国找到这么多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来干这件事。在钦奈，我访问一个全新的生物技术工业园区，其领导者是克里希纳。此人拥有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美国的顶尖生物技术部门工作过若干年，后来回到祖国印度工作。这里的生活费用只相当于美国的20％。在结束旅行之前，我已经能理解我儿子想投资铲雪公司的心情。我同样明白了，为何一提到业务外包，数百万原来很自信的高中级专业人员就不寒而栗，他们也开始体会到那些蓝领工人们进失业救济所的心情。
总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2）
回国途中经过法兰克福和巴黎，在飞离德里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我读了《明镜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为了应对全球竞争，欧洲人是否应当将每周工作35小时改为每周工作40小时。在思考了我过去三星期所看到的一切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