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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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父亲及战友们拍摄的几万幅原版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那是他和战友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保存下来的。
父亲的战友、学生们在新中国的重要新闻摄影机构担任领导及业务骨干。
父亲与石少华，是老乡、战友、影友、兄弟、知己；父亲走后，我们两家始终来往密切；小时候我在感受到石叔叔关心与温暖的同时，不觉会掀起对已逝父亲感情的波澜。1995年我策划在广州、深圳、汕头举办《沙飞、石少华摄影展览》，就是回报石叔叔对我们全家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关怀。
罗光达是父亲的第一任助手、亲密战友。他在离休后，主编出版了《沙飞摄影集》、《人民战争必胜——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摄影集》、《晋察冀画报影印集》等大型画册；而《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直到1995年8月才出版。
顾棣是父亲的学生，名副其实。
……
1949年9月美洲爱国侨领、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从美国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国共两党中，他选择了共产党。晚年他居住在北京，府上经常高朋满座：章士钊、梅兰芳、蔡廷锴、何香凝等。司徒乔、司徒慧敏及方林等司徒家族的晚辈常去看望他。1950年美堂对土改没收华侨地主的土地、房屋，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这些是华侨们在海外用血汗赚来的，应区别对待。1951年3月他到广东考察土改时，接待规格高，但他每天的言行都有人上报有关部门。1955年5月8日美堂在京病逝，周恩来、林伯渠等扶灵，安葬在八宝山。
2003年10月11日中国致公党、广东省政协、江门及开平市政府在开平联合举办“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35周年大会”。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个侨团200多名代表、美堂的孙子孙女及司徒氏海内外的宗亲代表参加了大会。
司徒慧敏抗战胜利后，去美国学习电影，6年后回国，担任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87年去世。
司徒乔于1950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创作不少作品，为鲁迅小说《故乡》等画过插图。在他去世前一夜，即1958年春节前夕，他还在画他的家乡《潭江夕照》。
司徒奇旅居加拿大，1982年，两幅作品《雪松》、《晴雪》入选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各印两亿份明信片、圣诞卡，获得中国画家少有的光荣。1997年去世。
司徒慧敏的儿子司徒兆光、司徒乔的弟弟司徒杰都成为一代雕塑大师。100元人民币票面上毛、刘、周、朱的浮雕像是兆光的作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白求恩雕像及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白求恩纪念馆白求恩浮雕，是司徒杰雕塑的。司徒杰1980年代初回故乡遇到王达理，才知道在创作白求恩雕像过程中，参考多幅照片，作者沙飞就是司徒传，是自己早年认识的“传哥”。在白求恩和沙飞去世后，白求恩雕像由司徒家族的人来完成，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司徒乔的弟弟司徒汉成为著名指挥家、作曲家，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应邀赴美国芝加哥，指挥当地华人合唱团联合演唱“黄河大合唱”，被誉为盛况一时的历史性演出。2004年去世。
司徒梦岩家一门四子，曾于1949年在上海举行司徒家庭音乐会。儿子司徒华城是中央乐团小提琴独奏家兼乐队首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女儿司徒志文，是世界大提琴大会名誉会员，北京爱乐女乐团团长。
祖父在解放初，经营百龄药房，划成分为工商业者。祖母卒于1963年4月13日，祖母卒于1967年2月29日。
二叔司徒铃，广州中医学院针灸教授，全国中医协会理事，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1993年病故。
三叔司徒强，抗战胜利后是国民政府国防部中校电台台长，后来随国军到台湾，与家人一直没有联系，1987年在台湾去逝，终身未娶。海协会将他的骨灰及几万美元遗产转给广州的家人，骨灰葬在父母亲身边，部分钱捐给开平司徒氏图书馆，余款给兄弟妹妹们。
2000年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查阅“沙飞案卷”，从石少华的谈话记录中才知道，母亲要求与父亲离婚的报告“当时就已批准了”。回广州问母亲，她说，交离婚报告时，组织对她说，沙飞的问题不株连妻子儿女，最好不要离。她似乎不知道离婚报告已批准。
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5）
2003年底看到一份母亲于198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原稿。关于“爱人情况”一栏“姓名：沙飞，又名司徒传，已离婚。有何政治历史问题、结论如何：1949年因长期患肺病，住医院神经不正常，打死了一个日本医生，华北军区处以极刑。”她亲笔填写的这份表说明，她从来就非常清楚：1。沙飞当时神经不正常；2。他们已离婚。作者问母亲，她头脑很清醒，承认当时知道组织批了离婚。再问大哥，他说只知道母亲写了报告，不知道批了。分析的结论是，当时母亲怕自己和孩子们受牵连，提出离婚，领导做工作后，她不想离了，但并未想到要撤回报告，当她被告知，离婚报告已批准时，再次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这是她心中永远的伤痛！可是她的心、她的感情，仍然与第一次“离婚”一样，从未真正认为自己与沙飞已经离婚。沙飞走后，她几次去石家庄找他的墓；这么多年来，5个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离了婚；为争取为沙飞平反，当时已70多岁的母亲，多次写证明材料，亲自去北京军区法院。她始终深深地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
母亲是强者、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作者从小不在她身边，50岁以后才逐渐与她亲近，90多岁的母亲，知道我在写父亲的书，有时会主动谈起父亲及自己。她不再回避了，她希望孩子们了解她，、理解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父亲、母亲感悟得越来越深。
我爱爸爸，他给了我生命。我爱妈妈，她那么坚强、深沉，那始终不渝。她为她一生中的至爱，付出的太多了；何况，没有她的努力，就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
我爱爸爸和妈妈，而且，越来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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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来一个沉重的历史担子
对于摄影家沙飞，人们是陌生的。有的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但提起代表作，总还见过几幅；有的知道他的死；有的认为他是御用摄影师；有的认为他是英雄；有的说他是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
2000年初，广州的吴少秋对我说，对于一般摄影家，人们只对其作品感兴趣，而对沙飞，人们既对他的作品、也对他的人生感兴趣，你应该写关于你父亲的书。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一直希望有水平高的作家写沙飞。这次谈话后，我想了很多。
1997年7月我在上海搞沙飞影展时，知道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席蒋齐生去世的消息，赶去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会，姐姐王笑利把一个写了我名字的小纸箱交给我说，6月初蒋老把收集的有关父亲的照片、资料全部整理好，专门叫我去他家，郑重其事地委托我转交给你。1999年姐姐把她写了8年的采访笔记、日记和资料全部给了我。蒋老放心地走了，姐姐也轻松了。我接过来的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担子，然而我不可能有其它选择。
从1995年起，我开始追寻父亲的遗踪。我采访他的战友、家人、有关的人，到国家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桂林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京沪旧书市场寻找有关书刊。妹妹把母亲家中的资料信件、包括文革中母亲的交代材料给我。桂林、太原、张家口搞文史资料的朋友给予帮助，还有顾棣等人提供日记。在安哥、鲍昆建议下，我努力收集整理父亲的摄影作品。
1980年代，蒋齐生采访了石少华、章文龙、张进学、罗光达、王辉等人，王笑利采访了家人，并与顾棣共同采访在京的老同志。注明“沙飞案卷”部分，是1981年曲华明院长、赵保杰庭长等人的调查记录，我于2000年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摘抄的。
我迟迟没有动笔，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写。2002年9月在平遥国际摄影节，我见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顾铮博士，告诉他打算写沙飞的书，他说将来会有人研究沙飞的，你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资料，尽量全。我说有的事有不同版本，他说你应该拿出所有的版本。他
的建议与我的思路相符，把所有的采访记录、资料整理出来，努力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沙飞，这是对父亲的交代，对历史的交代。
近几年来，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沙飞的感觉逐渐起了变化。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而且是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他的家族，他的心路历程，他的爱与恨、欢乐与痛苦、选择与抛弃、理智与疯狂，他们那一代人、那一段历史，都吸引打动我。
2003年11月30日，我参加阜平县召开的“晋察冀旧址展览文物资料征集座谈会”。坐在我前边的是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左边是朱良才上将的女儿朱筱秋，王平、李志民、孙毅、王宗槐、殷希彭、罗文坊、余光文、耿飚等将军的子女们来了，都是八一学校的同学。他们见了我都很高兴，他们知道，在抗日战争中，我的父亲曾用照相机记录了他们的父辈。聂力大姐见我拍照，笑着说，你跟你爸一样。我感到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亲切，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曾经在晋察冀这块热土上，为民族的独立、为祖国的解放奋斗过。
石家庄——令我们全家魂牵梦萦的遥远的它乡，是父亲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几十年了，父亲寂寞孤独地长眠在那里。他究竟埋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直苦苦地寻觅着。每次到石市，我都能感觉到强烈的冲击，血缘的力量太强大了。1997年3月我和姐姐及顾棣再次去石家庄寻找父亲的墓地，找到了大概的地方，市殡仪馆后院围墙脚下。我仰望着高大的杨树，凭吊着既无墓也无碑的一片荒地，心中充满了哀思。
2004年5月20日，我们5兄弟姐妹及子女、七叔夫妇、顾棣等到石家庄，参加沙飞雕像在双凤山陵园落成典礼。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石家庄日报社、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及石家庄市等单位负责人，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聂力中将、电影艺术家田华，以及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揭幕仪式，并参观沙飞摄影作品展。
身着八路军戎装、手持相机的沙飞铜像，被翠柏、鲜花环绕，周围是解放军战士、少先队员、举着照相机的人群。我望着这一切，不禁流下眼泪。我双手合什，对着父亲的雕像在心中默默地说：
爸爸，您告别人生时，不满38岁，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