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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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沙飞很熟。我俩1939年在易县认识，他到我部队采访、拍照片，我送他日本帽子、大衣、靴子、烟。我这里还有张家口时我与石少华、沙飞的合影，当时他给过我一部德国蔡司130照相机。1948年我们在军区政治部一块整党学习。
我1920年生，河北人，1931年8月刚11岁，我就跟着在湖北铁路当工人的父亲参加红军。抗战初我在129师385旅9团3营当排长，参加了1937年10月攻打阳明堡机场的战斗。当晚赵崇德营长率部队进入敌人机场，把哨兵搞掉了，我们有手榴弹、步枪，就用5个手榴弹一捆，放进飞机肚子里，飞机爆炸，火光冲天，我烧了4架飞机，打坏1架。敌人从梦中惊醒，双方进行面对面白刃格斗，激战1小时左右，敌人的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营长和30名战士英勇牺牲。我在百团大战负伤，是一等残废。我不喜欢学习，就喜欢上前线打仗。曾参加打张家口、清风店、石家庄，负伤多次，受奖多次。
北京军区法院有3人找我写证明，以庭长赵保杰为首，他们听了我说的之后说，只有你的证明是你亲眼所见，更可靠。我一直跟石少华说，沙飞是错案。他说，你是真正坚持沙飞一案是错案的人。
韩彬1987年1月托王笑利带给石少华的信：除了和沙飞好，就是你一人了。咱们一天比一天离马克思近了，所以时间是宝贵，不白费光阴了，你问问笑利，我天天在想念我们按时完成，我对沙飞欠债，那就是老沙的归宿问题，一定要替老沙鸣不平。
石少华说：韩彬是冀中军区主力团团长、老红军，很能打仗，性格直爽，天不怕、地不怕，勇敢、重义气，但文化低，解放后很坎坷。我俩是在冀中认识的。
原华北军大卫生所医生张冲2003年太原回忆：监狱就在军政大学内，全校就我一个党员医生，给犯人看病多是我去，他们穿的是军装。沙飞严重神经衰弱，经常开的药是氯丙秦。
198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给总政治部的关于“对沙飞枪杀津泽胜被判处死刑的复查处理报告”中写道：
沙飞被捕后由原华北军大军法处负责关押。根据该处1950年3月4日所写的《关于沙飞的情况》材料记载：“（沙飞）自1949年12月15日关在这里起至执行的这天止，整个时间里他的表现是沉默的不爱讲话，每天吃了就躺，也表现了恐惧的样子，他没做检讨自己的错误的反省，只是写了几份所谓《控诉书》（已送军区保卫部），见到报纸上登载着惩办日本细菌战贩（犯）他就写惩办日本大夫的控诉书，说日本大夫用细菌害他”、“他在白天或晚上往往自己冷笑起来”、另据警卫排值班日记记载：“（沙飞）自入禁闭室以来，……每天晚上和白天自己来冷笑，给他送饭或送水时点火柴个人先做揖”、2月13日并明确记载沙飞“神经病前几天较重，自己说话，哈哈大笑！”等也证明其有精神病。特别是沙飞亲笔写的第一至五号《血的控诉书》中，第一号《血的控诉书》只“控告和平医院崔大夫（女 重庆西南医大毕业）与日本人津泽、水野等合流共同谋杀沙飞”，并“请组织上主持公道，将上列人证物证找出来，立即对杀害我的崔大夫以纪律制裁，我建议应让她服台湾药一百片（每天一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二号《血的控诉书》才“控告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津泽以化学药物、剧烈运动等毒物毒计来谋杀沙飞”，第三、四、五号《血的控诉书》“控诉日本细菌战犯高永信以化学药品、剧烈运动等方面使肺结核病菌在人身上迅速繁殖，伤害许多病员生命”、“控诉裕仁等以细菌化学战严重伤害华北人民生命”、“控诉和平医院干部病房主治大夫日本人华田，用重打诊（扣诊）及X光长时间透视以及化学药品杀伤沙飞”亦完全是病态反映。更为离奇的是沙飞于1950年2月25日（处决前7天）在写给“邓颖超同志”并“问候周恩来同志好”（沙飞与爱人王辉1933年结婚。王1936年因做我党地下工作与沙飞离婚。王1940年至1944年在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从《晋察冀画报》上看到沙飞的摄影作品才知沙参加革命，经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关照，王与沙于1945年复婚，且夫妇感情较好，故沙飞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有较深的阶级感情）的一封信中，竟胡说什么“近二年来我在养病中，王辉同志坚决支持了津泽、高永信、崔大夫等对我的健康不断地严重伤害”、“她完全是津泽杀害我的帮凶”、“我决定要和她永远脱离关系”、“如果她坚决不答应离婚的话，就请她接受下列二个条件中之一个。A、到和平医院传染科当两年护士，去为兵服务为病员服务不要当官。B、把我吃过的毒药及X光试试看。三月八日作十分钟X光透视，八日开始服樟脑面每天三包，一个月。四月八日……五月八日……六月八日……如接受此条件，执行中死了，我也爱她，给她买副好棺材，天天去哭坟送花”，并写了与王辉“永远脱离夫妇关系”的离婚报告“请求组织批准”等语无伦次的话。
铁血将军为爱将洒泪（1）
李文图2002年回忆：我当时在华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当文书股长，后来在北京军区组织部。1949年12月一天中午我值班，石家庄和平医院来电话，这里出事了，画报社社长沙飞打伤一个日本医生，要求军区派飞机把日本医生接去北京治。我问为什么打？他说，沙飞怀疑日本医生害他，日本医生态度不好，好像武士道精神。我赶快报告秘书科长黄澍霖，他上报主任蔡树藩。我们在定府大街辅仁大学旁边的庆王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在一起。
沙飞事件办案人员徐桐岗：我任保卫部二科（侦察科）副科长。1949年12月15日下午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保卫部长叶运高派我去石家庄。我们星夜兼程，16号早天刚亮到。医院医生报告，津泽胜心脏停止跳动。我们将其翻身下趴，从脑门中央弹空处掉出一粒手枪弹头，记得是德国勃朗宁手枪。我调查一周，原因：沙飞认为津泽胜经常用X光，是杀人不用刀；他对日本人有刻骨的民族仇恨；他精神不太正常，有时一个人哈哈大笑。津泽胜在医务人员中、休养员中，有较高的威信，无故被杀，当时全体工作人员都不干了，说我们医务人员为伤病员服务，但是生命却没有安全保证，一致要求对沙飞严办。我调查回京后，立即向朱良才、张南生、张致祥、叶运高作了口头汇报，并有一份文字报告，汇报了沙枪杀津泽胜的原因、和平医院人员的反映及要求；也说明沙确实有些精神不正常。后经保卫部三科预审沙飞杀人属实，政治部做了研究（我未参加），报告聂司令员，经聂荣臻直接批准，对沙飞立即枪决。我认为枪毙沙飞原因：1。对沙飞的精神病未引起重视，那时也无精神病院，未做科学鉴定，总认为他虽精神有点不正常，但基本上正常。因此他要对杀人负责。2。 更主要原因，津泽胜不是战俘，而是国际友人，表现一直很好，加上医院工作人员都一致要求对沙飞要严办。当时医院有30多位日本医护人员。领导考虑为了保证搞好工、休人员的关系，保障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为了挽回对日本人的不良影响，决定对沙飞极刑。（1981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徐桐岗1986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回忆：张致祥派我去调查，还带个专家去抢救，他是聂荣臻的同学。当夜我们开着吉普车，路很难走，半路车又坏了，第二天早上到。刚坐下，听说津泽不行了，昏迷了，瞳孔扩大，这完全是死亡症状，专家便回北京了。沙飞出事前，我不认识他，当时没逮捕，他被关禁闭，是保护性的，还在医院，另找一间屋子，不能随便行动，是为了保证他不出事，后来他被关在华北军政大学。不久前发生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与保姆好、开枪打死妻子的事件。（黄寿发的女儿与笔者是八一学校同班同学，她十几岁从农村接来。）我接触沙飞三四次，原来不知道他带枪住院。我问他为什么打死日本医生？他不承认犯法，认为日本鬼子杀了不少中国人，他称呼津泽时不叫主任，叫日本鬼子，他强调津泽害他，很气愤，日本鬼子杀人不见血，枪毙一个日本鬼子是对的，他害我，我就报仇。每次谈话都这些，他讲话清楚正常，不是疯疯癫癫的。我没听说用X光杀人，我认为有些反常。我开了个病人座谈会，病人大部分同情他，小部分说不应该带枪，个别人反映他精神不正常。他们说沙飞人不错，病情有好转，准备出院，他出事，大家觉得很奇怪。他们还说，沙飞经常一个人在房间转圈，走来走去，哈哈大笑，觉得他莫名其妙。
我找了院长、经治医生、护士，还开了座谈会。院长张之及，政委曹中南，他们介绍情况，出事影响很坏，日中医护人员反映强烈，觉得生命没保证，都很生气，要求严肃处理。他们认为沙飞有贡献，但杀人不应该，他没精神病，很正常。以院长为首的，不承认沙飞精神不正常，认为他故意打的。那时刚解放，华北地区和平医院和北戴河疗养院日本人比较多。当时工作人员与休养员（病人）关系相当紧张。
我在医院呆了一周。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让再调查。我又回和平医院，还是这个情况。第三次有另一任务并有此事。虽然汇报了，但当时没办法，领导不重视。和平医院连续出3件事：沙飞打死医生、院长的老婆被打死、X光机房失火。3次都是我去调查。
我很尊敬沙飞。我回来后写了个报告，写经过、分析原因，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个人由于精神不正常出事。当时我的报告提出“沙飞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