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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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少华：1949年11月我接他的信，这是沙飞写给毛主席和聂司令员的：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给我看病的津泽胜就是一个日本特务，他要害我……我一看不对头，就派人接他出院。可他在出院前，亲自和警卫员擦三次枪。（1981年，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时《华北画报》、原《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2002年回忆：我第一次见沙飞是1946年底联中和抗敌剧社联欢会上，沙飞挎个照相机，个子比较高、魁梧，给我印象平易近人、开朗、能说。我很羡慕他的工作。我搞摄影同见他第一面有关系，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到华北画报时，他已住院。1949年12月初石少华派我去石家庄接沙飞出院，这是第二次见他，我当时不到20岁。医院对面是炮校、医学院，我与奚文斌、李有志一起吃、住在医院后的农村，离沙飞住处几里路。沙飞与石少华一样高，1米8左右，沙飞没架子，开朗、健谈，说话很痛快，直爽、随便，什么都敢说，不隐瞒观点，不装腔作势，好接触。他不像一般当官的说话谨慎、注意影响，他性格跟别人不一样，属于见面就熟，他跟我什么都聊，从生活到各方面，一谈就投机，还问我有对象没有，说医院护士多，给我在这里找一个。北平解放，每个人都着急快点去，他不肯去，他对北京淡漠，不向往、不羡慕、不感兴趣，没急迫的要求，没问开国大典的情况。他问画报社情况，我不理解，他事业心强，可不着急回画报社，他病好了，还不出院。我说北京条件好，石少华在协和医院已安排好他住院。他恨日本帝国主义，恨日本医生害他。我看见他擦枪，他说，枪还能用，我已试好枪，打死他，反正也死不了。这时津泽胜进来，沙飞对我说，就是他，我要打死他，他差点没把我害死，我肺病最严重的时候，他不给我吃药，叫我每天走10里路，运动疗法，我没听他的，要不早死了，我按我的方法治。我怕完不成任务，每天劝他走，他说我还有事，你先走。他从没拿出照相机。我在石家庄一星期，没给他照相，很遗憾。我回京向石少华汇报，他说过一段再说。没几天就出事了，我不敢跟人说，沙飞曾提出要打死日本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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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4）
陈正湘中将1983年回忆：沙飞在石家庄住院时，我和爱人走了8里路，专程去医院看望他。
方林1999年回忆：沙飞住院常写信给我，说他病长期不见疗效，心情焦急、极端苦闷，认为日本大夫不好好给他治病，对他有恶意，要害他。我托人从敌占区买些营养食品、药品给他送去，常写信安慰他。
王达理：1949年5月至8月，我多次去医院看爸爸。第一次我去看他时，他精神还好，他和一个病友一起下象棋。第二次去时爸爸告诉我，那个病友已经死了，死的很突然。爸爸很难过，这事对他有刺激 ，他叫我给他拉小提琴听，我拉了几首曲子，中外的都有。后来再去看他，感觉他精神越来越不正常，他说鲁迅是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日本医生又要害他。医生开药，他不吃，让下床活动，他说有意害他。他花钱自己增加营养，钱不够，他就卖掉一些衣服，甚至打算卖照相机。他整天躺在床上，经常两手比比划划，做各种姿势，有时自言自语，我也懒得跟他搭话，我一直未见他起来活动过。他常让警卫员把他从屋里抬到院子，从里屋抬到外屋，有时到深夜，才让把他抬进屋里，我也一起抬过。他整天疑神疑鬼，搞得两个警卫员没办法。组织照顾他，专门批雷米封给他吃。他当时有两支枪。
9月初我从石家庄到北京前，妈妈跟我说，司徒美堂从美国回来了，你们跟他是一个家族的，他跟你祖父认识，你爸爸也一直非常想见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看看他老人家。我去北京饭店看望美堂公，他的秘书司徒丙鹤也在，我说是沙飞的儿子，并详细介绍了爸爸的情况，抗战时到华北前线搞摄影，现在身体不好住院等。美堂公请我吃了一顿饭。
王笑利：1949年春学校放寒假，妈妈来信叫我去看有病住院的爸爸。我带了些好吃的到石家庄留营和平医院，爸爸躺在老乡的炕上，对好久没见面的我，不像过去那么热情，甚至好像不认识我，过了好一会，他才让我坐到他身边，摸摸我的脸，拉着我的手说，小力，我很想你们呀。他还让我从缸里拿梨吃，他很疲倦，我坐了一个多小时，就告辞了。我回家告诉妈妈，她说他劳累过度，心情不好，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
王辉：有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沙飞，他告诉我日本大夫要他照X光。我说可以去照，看看病情如何，我在重庆工作时，患过肺病，也是透视才发现的。他听了大发脾气，人家要害你老公，你还相信他，那个日本大夫是特务，他要用X光消灭我的细胞，使我慢慢死去，鲁迅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又来害我。有一次护士送来口服药，护士一走，他就把药摔在地下。我问为什么，他向我发脾气，药里有毒，你是不是要我死？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因吃药问题又对我发过几次脾气，而且对我越来越不满。我也越来越觉得不对头，开始怀疑他精神是否正常，怕长此下去，会不会怀疑我也害他。1949年底人民银行调我到总行工作，临走前我抱着小女儿去看他，帮他整理东西，他的衣物破破烂烂的，他也随随便便，不怎么整理，他原来非常爱干净整洁，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他好好养病，准备到北京去。他眼睛老是直直地瞪着我，什么表情都没有。过去他很喜欢孩子，可是这次我要他抱抱亲亲孩子，他不理睬。到北京后我找石少华，要他向政治部反映，我觉得沙飞各方面都很反常，希望把他转到北京医治，他改变一个环境可能会好些，而且我在北京照顾他也方便。
19兵团组织部长汪克明将军1981年回忆：我住院时与沙飞隔壁，我的双胞胎女儿也得肺结核住儿科，我爱人陪住。沙飞很喜欢小孩，两个小孩也特别爱去他那里玩，孩子哪天不去看他，他就生气。临出事前他擦枪，他对我说，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当时就认为他精神不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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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
奚文斌：出事那天，我们准备走。沙飞让李有志叫津泽来，问他路上要带什么药，注意事项，如何安全。津泽给他开了两种药，说其他药不要吃，要养。津泽要出门时，我们二人在边上不注意，医生走了不到二三步，沙飞开了一枪，后又开了一枪。我出去叫人，李有志在房里照顾，叫人来看，李有志和沙飞都在。后来石家庄法院就把我们3人一块弄到法院。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沙飞认为，他在抗战中脚被冻伤，现在想报仇。小日本欺负咱们多年，想报仇。那时和平医院日本人多，他对日本人有仇。（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
张富云：出事那天，查房时，沙飞告诉主任：“查完房，津主任你来一下。”出事后，我推不开门，在门缝处看见津泽躺着，我用劲推开门，沙飞又从床那绕到津泽那又开了一枪，他跳窗户出去了。我赶紧抢救。以后沙飞被管起来了。听说沙飞态度挺自然的。当时管放射的就津泽一个人。在我经治沙飞期间，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待人和气有礼貌，没架子，容易接近，也能服从治疗。津泽工作勤恳，大家议论，他性情善良，不像日本军人。（1981年7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张富云回忆：出事前一天，沙飞叫警卫员擦枪，朝井里打了一枪。那天津泽主任带我们查房，还有林兆信等人，我们查完房，回办公室，我写医嘱，津泽洗完手，立即去沙飞那里。我刚写两行，就马上跟去，中间隔着两个病房，有十几米，沙飞的病房靠南边，我还没到拐弯的地方，就听到砰的一声，我也没想到是枪声，一直到沙飞病房，津泽横躺着，挡住了门，他个子不高，但很胖。沙飞第一枪伤了津泽胳膊的皮肉。我看见沙飞坐在床上，吃吃冷笑，他站起来，从床边走到津泽跟前，拿着枪对着津泽脑门又开了一枪，第二枪近距离打中脑门正中。我就说你干什么？沙飞当时表情无异常现象，他说他是日本人，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我喊来人抢救津泽，抬担架去手术室时，他很清醒，他说慢一点，轻一点。子弹取不出来，往里滑，子弹越陷越深。赶快报告北京。第二天北京医院外科专家周泽召来，给津泽做手术，取出子弹，津泽脑水肿、昏迷，几天后正式死亡。津泽死后火化，非常隆重，在太平房外挖一个大坑，用很多柴，浇了煤油。津泽人不错，比较进步，靠近中国，老实、胆小、仁慈，没武士道精神。他医术好，诊断细，对医生、护士好，有威信，新来的大学生都佩服他。我当时不害怕，我知道沙飞不会打我，他恨日本人。出事后保卫部门马上就把他关禁闭了。日本人闹，他们说“共产党光明正大，看你们如何处理”。曹中南政委马上给日本人开会，叫他们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处理好的，安抚他们，日本人平静下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卫校、医院的日本人没再闹事，津泽的老婆没有闹。大家都佩服曹中南处理的好。
原和平医院副院长姜杰2001年回忆：刚出事时，我在走廊看见沙飞，他好像没事一样，对我说，我打死的。满不在乎。开始他关在小礼堂后的化装室。
一定要替老沙鸣不平
时任华北军大行政处长的韩彬（原太原市园林局局长）1987年回忆：提起1949年12月沙飞在军法处关着的情形我就流泪。当时我和华北军大副校长打架，被关进军大军法处。沙飞一进我牢房，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打死日本鬼子了。我和他关在一起。后来因我和他研究对策，如何养病不着急，安慰他，人家发现后，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