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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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 福 之 间（十三）
【解说】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那个时期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是福还是祸。
同 舟 忠 告（一）
【解说】 民国元年，191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强劲的北风席卷过山西中部的这些深宅大院。阴霾的天气似乎把人们的心情也冻结起来了，厚重的院墙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意。 就在这一年，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日升昌并不是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也绝不是最后一家。它的倒闭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呢？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不乏像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在民国时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也曾专门请人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希望能找出自己乡亲最终衰败的原因。 但是在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 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条票号业中十分神圣的行规，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 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帮助我们了解到1910年前后在这些院落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 【采访】黄鉴辉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五十年了。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这些地方，轮番去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也在全国是票号最重要的码头。
同 舟 忠 告（二）
【解说】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 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 从八十年前，雷履泰大掌柜创立票号开始，山西票号就建立了严格的商业信件往来制度，在这些信件中，除了经营状况还要涉及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价涨落、官员升迁、军队调防等等内容。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重要的社会信息，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才能从容地遥控遍布全国各商埠的生意。 1904年春天，李宏龄在信中向大掌柜提了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建议。 “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弟意我同行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 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当年以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一座座县城中来。 【采访】王玉茹 南开大学经济所 教授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几个大影响，一个就是五口通商，实际上就是打开了中国的一些口岸城市。口岸城市被打开以后，马上进入中国的首先是这种商业资本，实际上就是外国大的商业集团或者说跨国公司早期的一些，比如东印度公司等等这些公司进入中国，进入中国以后，它在一些沿海口岸城市，实际上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势力。这种势力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掠夺原材料，另一方面要把它的产品要输入中国。 【采访】张忠民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 研究员 所以最早的银行，就是里茹银行，后来就是汇丰银行等等，麦喀里银行，英国的银行最多，美国的银行还有法国的银行也有，东方汇利银行，法国的，再稍微迟一点。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包括还有其它的，荷兰什么东西，他们好几个国家都进来了。 【采访】赵德馨 中南财政大学 教授 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这样呢有着比它（票号）更优越的制度，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的还是制度。其次的可能与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大老板，长期住在山西，住在平遥这些地方，晋中。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这么一些早近代化的城市。那么这些城市商业的观念与内地的观念很不相同。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同 舟 忠 告（三）
【解说】 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外国银行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十九世纪末，仅天津一地的市场，外国银行就已经占到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政策。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当西方银行给票号造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时，山西商人中一些人开始醒悟，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变革来挽救票号。李宏龄就是这些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的战乱之后，亲眼见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的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 【采访】张正明 山西省政协 副主席 他认为如果他完全进去，实际上是官府控制。他认为进去以后，还是我自己搞比较有前途。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个参与，所以他不想参加。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我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我经营很成功的，我没有不成功，那我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你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说你这套已经过时了，这个是很难的，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就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来改变了。
同 舟 忠 告（四）
【解说】 在北京的李宏龄没有接到总号的命令之前，迫切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 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从资本上来说，它不是说在面向社会这种集腋成裘，它不是的。它是家族的，合伙的。这种局限范围，筹集资金这个范围来源就是有限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 第二个，它有一个制度就是它基本上是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我们经营下来结了帐，我们今年比如说，赚取了十万元或者十万两，这十万两基本上就全部分了。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留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是没有的，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 第三个就是我讲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这个在当时归国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银行家经营之下，用新的一种理念。一元开户，就存银元。过去存银元是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给你开户，这样就有很多普普通通社会中的老百姓，把自己一点点的钱也存在你这儿，它的储蓄就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十倍。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500万元了，但是它的储蓄存款上亿元。
同 舟 忠 告（五）
【解说】 山西票号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山西票号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誉贷款的制度。不论贷出多么大数目的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不需要对方的任何抵押。当时山西票号曾用“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信义原则。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银行施行的是抵押贷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社会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约，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即使在国外，他们也可以凭借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以实施。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