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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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0年，出版物开始公开发表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的观点。私人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的观点似乎成了定论，尤其是当它基于这一推论时：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企业的“非国有化”呼声也开始为人所闻了。这一术语意味着解除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包括把所有权转手给职工或者地区政府、地方政府。然而，这种术语的演变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尽头：呼吁私有化，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
很快，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体上就经济改革展开的争论，从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转到如何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了。开始争论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如何结合一些市场力量和在绝大部分生产方式公共占有的条件下如何允许一些小型非国有企业存在。现在，激进的改革者转而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了。
争论的激进化（2）
其中一个例子是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在80年代中期，他是“理想的计划编制系统”的追随者，该系统试图使用线性规划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当上了一个新研究所——经济预测和科学与技术进步研究所的副所长。在1986年鼓吹价格自由化受批判后，他退而坚持更为谨慎的立场。1989年，他担任科学学院经济系的主任。80年代末，他转而反对中央控制，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化。他领导的这支特殊研究队伍在1990年制定了著名的“500天计划”，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第4章已经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资深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条改革路线。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尔巴金，仍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选择资本主义。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名他为副总理，负责经济改革。在1989年苏联经济期刊《经济问题》的一篇文章中，阿尔巴金肯定了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批判“自由市场”的观点。他拒绝在莫斯科广为流行的市场神话，以赞许的语气引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及其对“自由市场”的著名批判。阿尔巴金的引证如下：
自由市场今天在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经济生活不但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且受清晰可见的政府控制、财政政策、公司计划和政府间协议等手段的调节。
阿尔巴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他把他的观点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市场机制与极其高度发展的、为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体制的结合。”他强调逐步发展市场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把市场和任何私有化需要联系起来。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尔巴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1987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无疑对促使人们走向亲资本主义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观点的影响会在1989—1991年间急剧扩大。如果不了解这个阶段实际的观点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人们反而会以为经济问题提高的只会是那些主张改革前的旧的集权体制的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正好说明了“激进改革”有危险。
另外，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的策略支持者们，可能已经从由他们首创的严肃的改革举措所引起的经济问题中明白过来，他们必须谨慎地推进改革，并且更加周密地计划他们的改革。由于净投资的下降，职工工资失控和税收下降的核心问题有可能得到补救。1989年，苏联政府仍然有权力把有效的征税体制强加于企业头上。纠正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将制定出来，以抑制工资增长，引导资金回到投资上来。然而，经济困难的主要结果显然在加强那些鼓吹把改革转变成革命的人的观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变得更弱小，主张回到改革前老路的拥护者们依然处于社会的边沿。这种结果从1987年后产生的经济困难就可获得解释。
##1990—1991年的经济建议
苏联领导层对日渐激进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开始是抵制的。阿尔巴金在1989年提名为副总理后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中呼吁，市场关系要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但这必须在经济的计划框架内，而且大型企业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在电视讲话中指出了私有制的危险性。“我不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那些要把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化的作者们”，他还补充说：“不管你们与我在做什么，我都不想抛弃这个立场。”他同意“也许以后……将开拓一种类似于小型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但他反对大型私人企业出现的可能性。雷日科夫补充道：“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剥削工人、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可能性。” 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为了调节经济活动”要寻找“一种计划和市场方法的有机结合的形式”。大会认为“创造一个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的，同时，也强调“没有集中的有计划的管理，现代生产是不可能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争论的激进化（3）
但是，到1990年，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建议超出了学术会议文章的界限，它们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些观点构成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在当年广为流传。1988—1989年的经济困难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认为进行另一轮经济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布，现在“改革应该激进一点”，经济改革也应该进展得更快。他让副总理阿尔巴金负责这项工作，并配备一个由60名经济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制定出一个新的经济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包括：大部分价格的日渐放开，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大型企业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失业补偿制度代替就业保证制度。然而，一些关键的部门，包括燃料、金属、运输部门，仍然归国家所有，其产品由国家控制价格。虽然阿尔巴金在1989年反对轻率地接受市场，但他于1990年3月的建议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立场的突然转变已为人们广泛注意。尽管他在1990年3月对激进改革发出过呼吁，但同年4月中旬，他对阿尔巴金小组的建议还是犹豫不决的。戈尔巴乔夫抱怨道：
他们想孤注一掷，让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放开，把市场引进到一切地方，让我们搞自由企业，给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开绿灯……我不能支持这种观点。
相反，同年5月，政府通过了一个渐进的、五年转换到“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由雷日科夫负责实施，在转换期间仍由中央对经济加以集中控制。
在当时一个对戈尔巴乔夫采纳激进经济改革措施犹豫不决的预见性评论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根季纳·佐特耶夫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似乎在向经济学家建议的方向前进。在同年7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拒绝“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垄断”，认为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有“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为了促进购买和销售，把股票、股份和其他同等物提升为生产手段的一个部分”。
同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联合命令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小组由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塔林领导负责，叶利钦的顾问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也是领导成员之一。9月上旬，这个小组递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报告，这一报告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约17个月内实行剧烈的改革。虽然这一计划从来就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它在从改革的社会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计划的特点从下面这段介绍就可看出：
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1985年至1990年对社会认清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毫无希望、从而勾画出向一个不同发展模式的转变工程是客观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市场特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调节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劳动使用的理性化、物力和财力资源达到可能最佳的协调，并使国民经济处于平衡。”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避免收入的过度不平等，促进不同地区更加均衡地发展。他们呼吁在500天内，至少70％的工业企业要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最后，他们要求在私人商业银行和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制。
这显然是一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蓝图。这一蓝图要求对许多价格迅速放开，削减企业津贴，允许大量的企业破产，鼓励廉价进口以降低成本，鼓吹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当总理雷日科夫反对500天计划并制定了更缓和的计划时，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此计划似乎很赞同。戈尔巴乔夫抱怨一些反对者声称500天计划是“一项通向资本主义的计划。很显然，这样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这种计划和他的观点——“个人所有制只是在某些领域起重要作用，但在整个社会中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是一致的。他坚持认为这项计划符合社会主义，强调国有企业、合作企业和其他集体企业将继续起作用。他评论道：“本质上，我们正回归到‘把工厂归还工人，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口号上来。”
争论的激进化（4）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处于矛盾之中，一边是他的一贯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边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发展资本主义。后者明显地是500天计划的目标，任何看了这一计划的人都能轻易地看出这点。
然而，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从500天计划中退了回来，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上通过了这一计划。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称之为“总统计划”，保留了500天计划的目标和主要特征，如大多数价格摆脱控制后的最终定位，工业的私有化，创造一个市场型的金融体制。它废除了500天的时间表，提出一个更渐进的改革方案。面对苏联国会，戈尔巴乔夫坚持这项计划“同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不抵触”。但是，他指出这项计划将使“日用品生产者自由地创造他们的财富”，这项计划还要求“政府除国防、卫生、教育、科学和文化外，不要参与经济活动”。
到1990年底，苏联经济已经开始剧烈地变化。1987年《国有企业法》逐步减少了产品的中央分配。199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其数量已降到1987年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