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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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等待着,你竟是这样的坦诚,如此的忠贞,只有那位公正无私的历史老人知道你的心。
信发出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说,此时彭德怀应该明白过来,不会再写信了吧。可要是那样,这个人就不是彭德怀了。
在交出信件后的二十天里,彭德怀同过去一样,仍然痴情地盼望着回信,他常常站起来,独自看着窗外那棵树上摇动着的树叶,呆呆地发愣。
二十天后的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周恩来写信。
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早已通了天,并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与之前写给毛泽东的信完全不同,在这封信里没有一点谈到个人的事情,更没有谈自己此时此刻所受的苦难,而是向周恩来汇报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为此他过去曾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做过汇报,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彭德怀在信中还分析了这种矿渣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对于周围的农民种田很有好处。因为当地属于大山区,农民种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难运进去,就是运去了成本也很高,农民买不起,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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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四章(4)
信的最后署名“石穿”。
为国为民,滴水穿石。彭德怀自己都落到了这种地步,心中却仍然关心着三线建设的点点滴滴,关心着中国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写信,成了彭德怀在囚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中国政坛的三位掌权者中,他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唯独没有给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
这就是彭德怀,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中一个必将永留青史的人!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1)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再次被转移——从罗道庄转至什坊院继续关押。
为什么要这样反复地对彭德怀进行转移呢?
问题出在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另一条罪状上,那就是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个由彭德怀为头子的“军事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里究竟有哪些成员?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管辖,这个专案组是“二办”所管的专案中最大的一个组,根据这个专案组所定的名单,彭德怀这个黑“俱乐部”的人员共十七人,他们是: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在这些名单中,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定为重点,为此在大组的下面,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和黄克诚。
黄克诚是毛泽东、彭德怀的湖南老乡。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与黄克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错误时就曾说过,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那是一种“父子关系”。
黄克诚是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从黄克诚的简历我们可以看出,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很多时间都是与彭德怀在一起共事,或任彭德怀的部下,或任彭德怀的助手。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便成了这个“俱乐部”里的一个仅次于彭德怀的重要人物。
为此,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三线时,他就被“下放”到山西,彭德怀被抓回京时,他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开始,他与彭德怀一同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移到罗道庄。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2)
彭、黄二人可说是“心心相印”。在五棵松,黄克诚也是不服管教的一个“罪犯”,当他知道彭德怀也被关在这个院子里时,就经常对着哨兵大喊大叫,时常与专案组的人员顶牛,故意将声音弄得很大,让另一间囚室里的彭德怀能够听见。
每当这个时候,彭德怀总是将耳朵紧贴着门窗,听外面的动静,听战友的声音,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后来,专案组干脆就让黄克诚陪着彭德怀挨批斗。北京军区、第二炮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等首都的各大军、兵总,各大机关团体,前后召开了十二次的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对彭德怀实行“公审”。有很多次,都押着黄克诚一同去接受“教育”。
在批斗会上,两位老战友用目光相互鼓励。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了共八次审讯,目的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彭德怀怒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对我以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但如果用审讯的方式,我就拒绝回答。我在1928年入党,那时你们这些人还在什么地方?”
一句话顶得审讯的人哑口无言。
他们只得又去审黄克诚,要他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黄克诚是位儒将,进来后就站在那里,专案组的人让他先念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黄克诚看也不看,拖着很长的声音大声对着窗外说:“我——知——道——”
有人大声喝道:“知道为什么不念?”
黄克诚大声回答:“看——不——见——”
这样的声音,不知道彭德怀能不能听见?但无论如何黄克诚都是在想法用声音给战友传递信息。
这次,黄克诚的“顽固态度”没有被打下去,却被打掉了眼镜,逼问他彭德怀的“假党员”问题。
黄克诚听后气愤地说:“能有这样的‘假党员’吗?面对敌人真刀真枪的拼杀,用自己的生命在炮火中接受考验,几十年如一日,你们这些‘真党员’能做到吗?”
问得专案组的人无话可说。
后来他同彭德怀一起被转移到罗道庄。
由于这个“俱乐部”里的这两名主要头子不老实,转移后对他们就加强了监视,并开始对他们进行了虐待。
更为残忍的是不让他们睡觉,彭德怀每天晚上刚一睡着,哨兵就在外面不停地拍打门或柱子,想方设法地将他弄醒。
1987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为此与哨兵争吵起来,他气得拍着桌子,向哨兵喊着,那声音如同一只猛虎在山岗上恕吼。哨兵在当日的《看守日记》上写道:彭德怀这时“……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
彭德怀吼道:“你们敲什么,我又不会死!”
哨兵见彭德怀醒了,就不再敲柱子,而是命令他:“必须脸朝外面睡。”
彭德怀被这么一折腾,根本就无法再睡,他索性坐起来,抬头看着头上的电灯,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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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3)
夜半歌声,低沉嘶哑,越过高墙,传给心心相印的战友。
彭德怀没有忘记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他除了大声抗议,让隔壁的战友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之外,还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从黄克诚的囚室经过的时候,在外面装着咳嗽,让里面的战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天,彭德怀对看守的战士说:“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请你帮我给问他好。”
接着,彭德怀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彭德怀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黄克诚这样一批因为自己而受到无辜牵连的人感到十分不安,感到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每次审讯他都据理力争,决不放过一切机会,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要能够为他们洗清身上的不白之冤,哪怕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1970年7月2日,江青不断地催促专案组要尽快结案。
7月21日,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这个报告中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杀头,共和国开创者之一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最高徒刑。
没有上军事法庭,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和必要的律师辩护,也没有让彭德怀本人了解案情和实行申辩,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强权强奸了,玷污了。
我在为写作《共和国大审判》一书采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官时,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四人帮”一伙对“顽固不化”的彭德怀大开杀戒也很有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王文正告诉我说,就在1970年江青一伙向中央上报彭德怀一案综合报告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建议要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当时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