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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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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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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1)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此时聚会莫斯科,也就借此讨论共同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胡乔木。
  胡乔木参与了《莫斯科宣言》的修改。当时同行的###,曾经回忆说###,《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乔木直接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小,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只不过两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过来的改稿。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做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只带陈伯达,这一回把两位政治秘书都带去,显然,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尤其是在共同起草宣言时,增一字、减一字都大有讲究,所以陈伯达、胡乔木双双出马了。当然,陈伯达懂俄语(早年在苏联学习过),胡乔木懂英语,也是有助于跟苏共及其他党的代表切磋文字。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坐火车。陈伯达回忆,那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跑了好久好久。
  这一回乘坐苏联的“图104”客机,几小时就到了。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跟斯大林会谈,虽说也有不快之处,但总的气氛却是融洽的。这一回跟赫鲁晓夫会谈,面和心不和,那笑脸是强装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其续篇《再论》,已经公开表露了中共的观点。两文的执笔者陈伯达和胡乔木参加莫斯科两个宣言的起草,将充分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见解。
  金日成、胡志明、哥穆尔卡、卡达尔、陶里亚蒂、多列士……社会主义阵营群星汇聚莫斯科。
  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如此回忆道: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直至他后来发动了旨在“揪出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
  胡乔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参加宣言的起草工作。这比他在国内起草文件要麻烦得多。他写出中文稿,要译成俄文稿、英文稿。别的党提出的意见,要从俄文、英文译成中文。这么来回地翻译着、修改着,还要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胡乔木还帮助整理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三次讲话稿。后来,在1958年5月,这三次讲话稿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代表们。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2)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25日刊出。这篇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阐述了对莫斯科会议及莫斯科宣言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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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1957年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导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发。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已经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一词第一次见诸于报刊。
  毛泽东读了社论,欣然道:“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还为这篇社论写下一段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透露了他的“跃进”之情。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话,表明了他急于求成之心: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引者注:分别为英共主席和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深刻地影响着胡乔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所写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便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开始发热了的头脑。
  胡乔木用了刚刚“发明”不久的“跃进”一词: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乔木指出:“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胡乔木批判了“反冒进”: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不久,胡乔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为1958年的大跃进擂响了战鼓。
  胡乔木写道:要“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号:“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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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
1958年成了“大跃进”年代。“意气风发”的毛泽东,频频出巡,在各地接连召开会议,为“大跃进”鼓劲。胡乔木也随毛泽东,出席一系列会议:
  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九省二市书记会议);
  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指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得已,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
  陈云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此外,被迫作关于反“冒进”的“错误”检查的还有李先念、薄一波。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检查,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冒进”提供了注脚——他那“有的放矢”之“的”究竟是谁。
  为了实现“大跃进”,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由胡乔木起草。
  薄一波曾作如下回忆:
  “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引者注: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极力主张钢铁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薄一波,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虽说几个月前作过关于“反冒进”检讨,头脑还是冷静的。只是他知道无法抵制那“跃进”浪潮,来了个“将军”之法。既然毛泽东点头了,胡乔木也就照办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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