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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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在北平、天津的生命，到1949年1月已经宣告结束。然而在南方，金圆券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竺可桢、夏承焘、顾颉刚、包天笑等老前辈的日记中，找到有关的记载。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生前常说：今天的日记到将来多少年后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话应验了。他们的日记，就是金圆券临终前的病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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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记述
竺可桢（1890—1974）是气象学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共达13年（1936—1949）。
　　他的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子文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竺可桢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政治，可对国民党豪门的贪污腐败非常蔑视。
　　1948年11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物价狂涨，为向来所未有，米昨日肖山170元一石，杭州250元，而上海到450元。今日闻上海已到700元。”
　　1948年11月29日：“报载行政院通过本月杭、京、沪公教人员比照10月份增加5倍，即6倍发薪，而立法院以为太少，尚有异议。但11月已到月底，而经费薪水均一无增加，是以不能不沿门托钵，向银行借贷度日。艺专教员因不能维持生活已罢教数日。浙大本月已发10月之5倍，现定10月1日又发一倍，薪水300元以下者发100元，300元以上者发200元，以资维持。”
　　1949年初的几个月内，整天为浙江大学师生的薪水、公费、伙食而烦恼，不断地向###、行政院催款。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代部长陈雪屏：“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这时，白米每斤价格为金圆券5元。浙江大学每月电费为金圆券10万元。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薪俸额300元以内的各发金圆券1000元，薪俸额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白米近千元一担（160斤），每斤价格涨到金圆券6元。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14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圆6圆……等要求。
　　3月4日他从杭州火车站乘黄包车回到浙江大学，花费金圆券200元。可见贬值的迅速。
　　3月28日：“上海中行（中央银行）发5千、1万、5万、10万之大票面，物价大涨。”
　　4月8日：“自昨日报载各大学共由政府拨400亿，将以l万倍发薪消息传出后，物价大涨。昨天米是14万一石，今天已25万。袁大头昨晨每元23000至25000，今日上午35000，下午至4万余矣。”
　　4月17日：“物价更高涨，袁洋已到每枚万，孙洋亦17万元，而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较昨日60余万元又加l倍矣。”
　　4月21日：“袁头上午17万，下午已23万。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5月1日（在上海）：“6点在……乔家栅吃面，每碗100万金元，余一人一餐可抵杭州全家一星期之伙食。”
　　5月20日（在上海）：“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80万金圆（市价240万），而袁洋价已2700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　由此可知上海解放前夕，教授们最后一次薪俸只相当于3枚多银圆（合今100元左右）。可怜！5月21日：“下午发5月份薪，得亿元……”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5月26日竺可桢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多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5月2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1927）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夏承焘的记述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1900—1986），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亲身体验的史料。摘录如下——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而称###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800关，黄金9千余矣”。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1300余元，不足买斗米（16斤）一银圆。今日银圆值1350金圆券。”12日：“校薪发至6月份，今日领6600元。内子入城，买得3袁洋，1430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媪（女）须一石二三斗。”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3月份500倍补发薪7万2千元。市上银圆已涨至4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人城，以7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500倍）5万8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圆万金元一枚”。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7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
　　4月7日：“领得1500倍薪水，共19万8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18万5千元，昨日尚仅11万余也”。9日“午后为领薪20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圆3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l0日：“今日发校薪1万倍，予得132万元，托伦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又发校薪1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22日：“袁头涨至40余万，今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
　　从夏承焘日记可以知道：当时人们领到以金圆券发给的薪水，尽快去换取银圆或黄金，方能保存价值。2月5日，发薪1350元金圆券，值1银圆。4月9日领薪20万金圆券，买银圆3枚。22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袁头涨至40余万金圆券。……
　　又参照竺可桢、包天笑的日记，可知物价飞涨的程度。杭州每石（160斤）米价：1948年11月7日250元，上海到450元。1949年1月4日每石700元，6日860元，10日每石1000元；2月5日每石13500元；3月29日上海米价涨至每石9万元；4月3日，上海米价涨至金圆券16万；8日杭州米价25万，16日60万，17日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上海白米价每石120万元；21日：“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然而南方解放前的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当时这个比值却是相对稳定的。
　　可见金圆券通货膨胀已濒临灭亡。当夏承焘教授听说：天津解放后，南开大学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日常生活费用得到了保障；对比之下，他必然痛恨国民党的腐化败落，期待共产党的廉正、开明。
　　

顾颉刚的记述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顾颉刚对此不抱任何幻想。
　　10月14日家信中说：“可怜的金圆券，出世不到两个月，已经贬了十分之八的价值了！”
　　15日顾颉刚日记写道：“8月19日发行金圆券，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是未及二月之中物价已涨至十四倍也！可畏哉！”
　　12月初，顾颉刚乘飞机回到上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亲历的金圆券崩溃过程——
　　1949年1月18日：“一切皆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大家有活不了之叹！”
　　3月3日：“予薪水十二万（金圆券），不为少矣，而近日银圆价二千七百元，是亦不过四十余（银）圆耳！”31日：“今日发表物价指数达3402倍，物价之疯狂上涨可知。今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金圆券），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矣！……以前所谓‘经济崩溃’者，至今日竟实现矣！”
　　4月5日：“袁大头一枚，值金圆券二万###千矣，与美金几同值。”（笔者注：“袁大头”指民国初年所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10日：“大头扶摇直上，至六万元矣！”15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１５１４０倍。大头价１３万。”16日：“银圆涨至十八万矣！可骇！此真使人窒息！”22日：“今日大头价至４６－４９万。”27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29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30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３７１３４４倍。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四百万元，不分小大头。”　（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银圆压了好久的四百万元，昨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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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的记述
包天笑（1876—1973）曾任上海《时报》主笔。他在1949年的日记也是历史的见证。
　　包天笑感到了切肤之痛。他最关心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5千、1万、5万、10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5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9万元，煤球每担2万元。问人情如何？　说：大家存着“共产党来也罢，不来也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5千元及1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圆券16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