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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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台出书，实行版税制，就是按总码洋的百分比，而不是按千字多少钱付酬。这也就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出版界通行的惯例。比如一本书定价20元，印1万本，版税12　％　，作者就可得万元。再印1万本，又得万元。这样印数大小，直接关系到和者收入多少。新武侠小说两位名家金庸（查良镛）、梁羽生都是富豪。据1988年对港台作家收入的统计，金庸占排行榜第一名。这时候他已停止写作武侠小说13年，完全靠以前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14套武侠小说的版税，成为世界华文作家之首富。仅香港一地，金庸一年便得200多万元，台湾得40多万元，大陆又得30多万元（1元人民币接近1元港币）。钱多了，金庸不但用来收藏书画，还办了《明报》。
　　字数稿酬是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就像现在我国目前的计划、市场两种经济并存一样，字数稿酬和版税稿酬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并存甚至交叉，比如万册之内的书拿字数稿酬，万册之上再补3　％　的版税。目前国内畅销书的版税也不过10　％　，国际通行的则以8　％　为多。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销量，不是版税。举例来说，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林语堂著《红牡丹》25万字，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5万册，定价元，若全部售出，按8　％　的版税，稿酬为6万4千元，合每千字250多元，着实不错。可见如果销路好，收入就会高。
　　大陆有些作家，认为版税制更为有助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王朔说：“不实行版税制，低稿酬一定与作品的质量成反比。”“一个人一生写不出几部好作品。我的作品，直正站得住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生活压力大，总被赶着往前。去年我写了一百万字的东西，是否个个质量好？绝对不是。有足够的收入，我可能一年就写一部作品，那十部作品可能都不如这一部作品。”“衣食足面后知荣辱。总得保证作家有一种体面的生活，人家才能从事高级精神活动。人在猴子的阶段，能想到别的什么呢？”　华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王朔文集》是我国按版税支付稿酬的第一例，当时发行2万套，版税10　％　；刘震云的新作，创作长达8年的《故乡面和花朵》，初印4万册。按10　％　的版税，稿酬相当可观，折合到8年平均每月收益近5000元。也就不错了。
　　1993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全国各出版社陆续实行版税制。每出版一部书都要签定“版税合同”，一般书籍的版税大致在6—10　％　之间，也有少数高到　12—15　％　的。一部书通常刊印1万册以上，书价每本（8—10印张或256—320页）通常为15—25元，这样作者每一部书的收入通常为2—3万元。如果是发行几十万册的畅销书，那么作者可以得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版税。
　　版税制的利弊得失
　　我国出版界是否应当全部由稿酬制改为版税制？也有不同看法。
　　出版家王仿子先生撰文谈了不同的意见：“版税制不能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而且毫不理会著作物本身的价值和它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只要是大印数，能给出版社创收，就给予重酬。但是，图书的销售量，并非都与著作人的创造的价值成正比发展，一些学术质量极高的著作偏偏是低印数；版税制的不合理，还在于它对低级消闲读物发挥诱发作用，对学术著作产生抑制作用。一旦实施，一大批学术著作和诗歌、剧本等的稿酬大幅度下降，将在出版界出现一种知识贬值现象。”
　　

三种稿酬方式（2）
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向各个领域的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动摇了，原有的财政分配体系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过去专门出版科学著作的出版社纷纷面临亏损的困境，以刊登学术论文为已任的学术刊物大多都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有的干脆让作者自筹经费印书，自己掏钱买版面登论文。丁东指出：这样下去，这些科学工作者就不是挣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倒贴多少钱的问题了。有不少学者为了评职称，而把多年积蓄的血汗钱贴进去出书。对于这些学术专著无法面向广大市场的学者来说，版税制的确行不通。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不需要他们的著作。李四光的地质学著作印量很小，本身出版是赔钱的；但其中的科学思想指导了中国石油工业的翻身、发展，其价值又何止多少亿元！即便是像哲学、历史、文学之类的著作，对于人们价值观的深层影响，价值也难以用金钱计算。如果中国今在仍然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思想氛围里，那么十几亿人十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便无从谈起！如果一个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基础科学停滞了，研究基础理论的刊物倒闭了，学者们也成了乞丐，那才是民族莫大的悲哀！（原载《山西文化》1993年第2期）
　　必须提高稿酬标准
　　90年代中，我国作家对于稿酬的反应不尽相同。不满的如徐小斌，她认为中国的稿酬之低为世界之最！但因为一些具体原因，短期内稿酬大改观也不太可能。而余华对此则平静得多，他认为写小说时不能考虑挣钱。为挣钱写书是写不好的，倒是写了好书还能挣点钱。比如他的《活着》1993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再版，短短几个月销出6万册；9月份出版《许三观卖血记》，第一次印刷3万册已售完。而《活着》自1994年出版了法文版后，至今每年都收到法国的版税。此外，《活着》还多次获奖，奖金亦可观。可见出了一本好书，够作家吃上几年了。他说一般文学杂志都经费紧张，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小的，很难支付高稿费，他能理解，也不指望。他相对重视出版，认为最重要的一是书要好，二是销路高。
　　1996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文学作品稿酬标准座谈会”，会议认为：现行的（1990年制订）每千字10—30元的稿酬标准早已不能适应当前实际情况，且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实际支付的稿酬一般为每千字30—50元。
　　我算过一笔帐：从1957年到1996年，40年间书价上涨了15倍，而名义稿酬只增加两倍。稿酬的微弱增加甚至远远赶不上书价的涨幅。
　　1957　年　　书价　　每印张　元　　　　　稿酬　　每千字　　3—6元，至多10元；
　　1982　年　　书价　　每印张　元　　　　　稿酬　　每千字　　6—10　元；
　　1996　年　　书价　　每印张　元　　　　　稿酬　　每千字　　10—30　元；
　　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国家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这时都认为现行的稿酬标准确实过低。
　　1997年，稿酬标准上升为每千字30—100元，而且不同的图书、报刊支付稿酬可以浮动，多的可达每千字200元甚至更多。
　　但是，到1998年以后，全国图书市场有所收缩，竞争激烈，出版物种类膨胀而每一部书的发行量降低，通常首印数都在6000册左右。这都影响了撰稿人的收入。
　　总之，图书报刊走向市场化，已经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到1999年4月5日，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正式将原创作品的稿酬标准，由1990　年每千字l0—40　元，提高到每千字30—100　元。这对于撰稿人是个好消息。但是，许多撰稿人从出版社得到的稿酬，通常比“起点”高不了多少，而达到千字百元者很少。倒是那些吹泡泡式的畅销书，却远远超出这个标准。文化市场的“炒作”和“包装”非常厉害。有时“好书不畅销、畅销书不好”，而且出现了撰稿人收入不均的状况。
　　1992年清华大学教职员人均月薪393元，一级教授月收入不到1000元市场经济下的稿酬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市场曲折前进、图书报刊的市场规则逐渐形成。稿酬制度也逐步向市场化、多元化发展。
　　三大类稿酬
　　到90年代末年，文化人的稿酬大致分为三大类：（1）报刊社和出版社支付的一般稿酬和版税；（2）休闲畅销报刊的专栏稿酬；（3）电影、电视剧的剧本稿酬。
　　第一类，出版社的一般书籍版税，和专业文学刊物的稿费，提升得并不快。1998年《人民文学》稿酬为千字40至60元，其他如《收获》、《十月》等以小说为主的刊物，经济条件相对好些，也没有超过千字100元的。作家们大多本着“事业心”写作。1998年作家出版社的版税一般是6　—　8　％　，印数通常为1万册左右，如此平均每千字80元，接近报刊稿酬，应该算是不菲的了。
　　第二类，南方一些休闲报刊，如《南方周末》《家庭》《知音》等，实力雄厚，稿费大多为千字300至500元，名人稿酬能达到每字一元。某作家自嘲道：“包括省略号，‘的’、‘了’，都值一块钱。就当写着休闲吧。”作家贾平凹为广东《家庭》杂志写专栏，不论字数，每篇3000元，引起纷纷议论和羡慕。
　　第三类稿费数额大，大多跟影视有关，俗称“触电”（编写电影、电视剧本）。很多作家写长篇小说的同时套写电视连续剧本，一写就是30集甚至更多。1998年一般的行情，每集稿酬1万元左右，名气大的作家还能更高。写一集电视剧本的收入，够工薪阶层干一年的了。评论家朱向前说到“长篇长热”时分析说：“长篇小说出了，他可以拿出去报职称；电视剧播了，他又可以打知名度，同时有了大量的钱。这个是很刺激作家的。”
　　

三种稿酬方式（3）
此外，还有一种多少有点灰色的出卖文字获得报酬的方式，如应邀在星级宾馆或风景区包房创作“广告文字”，给客户（或顾主）著文吹捧等。某些知名作家，有时会充当“文字明星”，会有一些非创作性的收入，诸如演讲费、出场费等。某省会一座大型企业开展庆典活动，邀请了北京一位作家老乡出场。来去飞机，一场演讲、两天风景区旅游、三天四星级宾馆、最后一个红包欢送。记者问：“四位数？”企业家笑曰：“不止。”但是这种广告作家多少有点儿杀风景，壮夫莫为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烨既是作家，又是出版人。他说，对于稿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看法还真不一样。自己出书时，当然希望稿费高些，为出版社一考虑，稿费高了又难以承受。他认为今后应该逐步扩大到版税制，公正、合理、便于操作。册数×定价×百分比，该多少是多少，就不存在稿费高低问题了。但版税制一般只在印数万册以上时才有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至今大约三分之二的著作，印数太少，仍难以实现版税制。
　　跟那些衣食无忧、创作条件好的名作家相比，一些文坛新秀、理想主义者及不那么出名的作家的生存状况，则窘迫得多。从北京到南京，都有一群流浪的“自由作家”，没有固定工作收入，尽日“码字卖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稿酬最显著的变化便是由“多字多得”逐渐转为“多销多得”。那些默默无闻或曲高和寡的作家和作品，由于难以赢得市场，因此也便难以赢得丰厚的报酬。
　　一些作家首先富起来了
　　传媒报道，进入21世纪时，中国作家拥有千万元稿酬收入的有叶永烈、王朔、余秋雨、二月河等人。2001年12月29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刊载了《巨富作家二月河》一文，提供了如下案例：
　　长江文艺出版社造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