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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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社论又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两者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精神。就经济状况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89—493页）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这不算判刑，不用经过法院审理，而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属于“敌我人内处”，就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劳动改造”先得经过法律程序由法院审理然后判刑。如果是有期徒刑，或者10年8年，或者3年5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1957年8月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对劳动教养期限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但是，“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特别大的规定。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
　　1957—1958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呢？李维汉回忆，“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参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劳动教养是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所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按照李维汉所说的数字，55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28万以上的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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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1）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57年12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撤职或降级。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的基础上，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第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62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53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树右派标兵、立处理样板
　　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统战部会同宣传部、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为“标兵”，拟订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
　　这96人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陈铭枢、黄绍肱、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陈仁炳、彭文应、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等。
　　在这96人之中，绝大部分撤职、行政降级（一般降4、5级），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被监督劳动，但有两人免于处分。
　　如章伯钧，被撤去交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3级（月薪517元）降为7级（月薪322元）。仍维持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原住房四合院不动；因为7级还算副部长级待遇，尚保留轿车和司机。但是车子由一辆新“吉姆”降级为旧的“别克”。章伯钧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今后还能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罗隆基，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9级（月薪253元）。仍住乃兹府公馆，但只算司局级待遇，没有专用轿车和司机了。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
　　章乃器，被撤去粮食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10级（月薪元）。在1963年以前，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但是到1963年3月，被撤消政协委员资格；身边勤务人员全部撤走。工资停发，改为每月生活费150元；后来经周恩来总理过问，增加到200元。不过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均由章乃器自理。
　　浦熙修，原上报的处分意见是从行政11级（月薪元）降为16级（月薪元）；后来批下来的结果是降为13级（月薪元），属于高干的边缘；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文史资料选辑》
　　储安平，工资被取消，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给生活费100元，并被下放到西山农场放羊。……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重在改造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对右派的政策。他说：“对右派的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宽大无边当然不好，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这就总结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名言。
　　紧接着第二天——1月29日，国务院第９６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这个文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给全国各地党政机关执行。文件把“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划为6类处理办法，把“高等学校学生”中的青年右派分子划为4种处理办法。具体规定如下——
　　（甲）　国家各机关单位中的右派分子：
　　第1类、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实行劳动教养，态度特别坏的，还要开除公职；
　　第2类、态度好或情节不十分严重的，撤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生活上酌予补助；（附注：撤职、监督劳动者不发给工资，每月领取生活费26—32元人民币，随地区不同略有上下；如必须抚养子女，每个子女领取8—10元最低生活费。）
　　第3类、情况与前两种相似，但本人学术、技术上有专长，工作需要的，或年老体弱不能劳动的，撤销原职，留用察看，并降低待遇；（附注：一般降４—5级，下放劳动锻炼，每月生活费约60元。）
　　第4类、情节较轻、态度较好，或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需要给予照顾的，撤销原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附注：一般降3级左右）；
　　第5类、情节较轻、态度好，或在社会有较大影响，或学术、技术上有较高成就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原兼职过多者，应撤销其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附注：一般降２级左右）
　　第6类、情节轻微、态度好的，免予处分。（附注：实际上极个别才有“免予处分”的说法，而不久后一律处分。）
　　（乙）　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
　　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保留学籍，送农村或农场劳动考察（相当于上述第1类）；
　　个别特别严重的，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相当于上述第2类）；
　　情节严重态度好的，留校察看（相当于上述第3、4类）；
　　机密性专业中的右派分子，除开除学籍的外，应转学或转系；情节较轻的，免予处分（相当于上述第5、6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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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2）
其中，最严重的“第1类”是送劳动教养（或送监狱），同时开除公职；最轻的“第6类”是只带帽子，撤销领导职务，基本保留原工资待遇。至于组织处分：右派分子中的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
　　3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这一文件指出：
　　在对右派分子作了组织处理之后，对他们应该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工作，以进一步分化和改造右派，更好地争取中间分子。
　　一、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交代政策，指明前途；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批判其错误态度，推动和帮助他们接受改造；
　　二、对于右派分子，除实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劳动察看以外，一般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给以适当的工作；
　　三、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和级别，给以相应的生活待遇。对于个别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可以酌给临时补助。在政治待遇上，让他们参加某些应该参加的会议和政治理论学习；阅读可以让他们阅读的文件。但对于某些公开出面的政治活动，凡是会在群众中造成错觉或造成他们的政治资本的，不要让他们参加。
　　处理右派分子的实例
　　第1类处理劳动教养，如：“二流堂”骨干分子戴浩，“小家族”骨干分子杜高、汪明等，送劳动教养，后送监狱；杜高劳动教养原定3年，实际上是11年零4个月；又如新湖南报12名右派骨干分子钟叔河等劳教加劳改超过10年。
　　第2类处理监督劳动，如：吴祖光，送北大荒军垦农场劳动改造；取消工资，每月仅领取生活费28元；到了第二年冬天，由于北大荒气候条件恶劣苦寒，每月补助4元。又如：陈明（丁玲的丈夫）、戴煌、王正、田庄、陶冶，也都送往北大荒军垦农场劳动改造，每月领取生活费28元附加4元；共发给32元，停发工资。又如钟惦棐，开除党籍、撤消职务，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4年，每月领取生活费26元。但新湖南报第2类处理的唐荫荪等人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3类处理撤职、降薪，一般降4—5级，如：刘绍棠，陈敏凡等。蓝岗由17级降为21级；李均由16级降为21级；刘皓宇由18级降为23级。
　　第4类处理，一般降3级，如：丁聪，在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行政降级，由“文艺4级”月工资200多元降为“编辑7级”，月工资只有120元；又如：邵燕祥，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行政降3级。
　　第5类处理留用察看，一般降2级，如：李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开除党籍、行政降2级。新凤霞实质上也属于第5类处理。
　　第6类处理，如：冯雪峰，“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市，从事研究或写作，基本保留原工资。”丁玲本来也宣布为第6类处理，但不久便发生变化。（丁玲：《到北大荒去》，引自《原上草》第３２６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后来冯雪峰也给予了行政降3级的处分，降职降薪。又，王蒙也属于第6类处理。虽说“免予处分”，实际上后来一律处分。
　　1958年4月，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军队中的右派分子移交地方的通知》。通知中规定：为了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纯洁，军队中的右派分子，原则上都由各军分区就地移交给各省、市人民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