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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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片面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区别对待……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便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抵制反军乱军、稳定军队。颁布后有力地煞住了反军乱军的歪风，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军队。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
当年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葛楚民回忆说：“叶帅当时的思想是军队不能乱，其他几位元帅也支持他的主张。八条命令被批准后，叶帅指示，空军派飞机散发到各军区，效果非常好。叶帅半年来苦心积虑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八条’，算是解决得很好了。”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八条”命令及时制止了冲击军队的猖狂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鼓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有些人竟然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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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9）
随后，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2月10日，周恩来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叶剑英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这“七条规定”主要条文是：
“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联。”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西藏、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古、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全面夺权”的冲击首先直逼中央，从1月中旬起，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处于“靠边站”的地位。
这种非常状态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为了在非常状态下能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于处理和决定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周恩来提出了“碰头会”的办法。他于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这样，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怀仁堂会议室里，长方形会议桌中间坐着周恩来总理，一侧坐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另一侧坐着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两军对峙，阵垒分明。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十年浩劫（10）
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总理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陈毅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触到了三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他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时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总理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嘛。”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2月16日碰头会后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将这封信送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