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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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5月25日，康生授意、策划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就在同一天，向全军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会后，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
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7月8日，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下发了稳定军队的一系列指示、通知。同时，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意，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常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十年浩劫（2）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以叶剑英的意志为转移的。8月7日，中共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于8月16日、23日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8月底，中央公布了全国各地大、中学生来京串联的决定后，红卫兵运动一发不可收。全军求救电函纷至沓来。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于9月3日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
这一系列措施，对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遭到林彪一伙的强烈反对。林彪、江青等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革”、稳定全国局势、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惟恐天下不乱，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破坏伟大长城，掀起更大的风暴。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于是林彪下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这就是10月5日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说：“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校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一切单位。由此，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造反派”得到了“令箭”，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处乱冲乱闯。各级党委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并报告周恩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在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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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
会议期间，周恩来采取措施，劝阻红卫兵揪斗刘、邓的举动；缓和工作组与学生紧张关系；研究并实行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如限制红卫兵活动范围，宣布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和罢官”，不要“扣人、抄家、打人、体罚”，保护好档案，等等。
叶剑英在会议期间全力支持周恩来，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反复提出：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持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但是，林彪、陈伯达无视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向全国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和部分机关“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联，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并纠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紧急磋商并报告周恩来同意，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接见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肖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肖华主持。周恩来和陶铸绕场一周同代表见面。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几位军委副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极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要求同志们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说：“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指出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联、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以后，继续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他引证毛泽东10月24日的话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肖华，责问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