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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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粗野的人了。当我和她一起观看她特意为我安排的文艺宣传节目时，她看起来既没有毛泽东的热情，也没有周恩来的优雅。
　　她显得非常紧张，以致于她的前额和手都冒出了汗珠。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她说：“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与江青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女性。
　　我在1972年见过她：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不久，又见到了她。
　　邓颖超看起来差不多与周恩来一样的优雅和干练。除了和周恩来的关系外，她本人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在党内独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然而，邓颖超不象江青那样，她不允许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损伤她的妇女的气质。
　　饶有兴趣的是：周恩来一生只娶了一位妻子，而毛泽东有四位。
　　中国内战造成的分裂给宋氏家族带来了不幸的结局。蒋夫人的父亲——查理·宋因印刷和销售《圣经》而成为富翁。
　　他有三个女儿：蔼龄、美龄和庆龄。霭龄嫁给了中国银行的总裁，在中国大陆陷落之后移居美国。美龄与蒋介石结了婚，和他一起反对共产党人，后来又一起流亡到台湾，直至蒋介石去世。美龄现在住在美国。庆龄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孙中山结了婚。在中国内战时期，她站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边，后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受人尊敬的典范。她于1981年去世，北京为她举行了国葬。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遭到了宋氏家族的反对，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宋美龄的家庭坚持蒋介石只有成为基督教徒，才能和宋美龄结婚。不愿轻易皈依宗教的蒋介石说，如果他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基督徒。不过他还是答应在与宋美龄结婚后，认真学习《圣经》。这样，宋氏家族才同意年之后，蒋介石一一一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以后，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在早晨一起作一个小时的祈祷。蒋介石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能够信赖别人和多情的人，但他不久便完全被宋美龄征服了，和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国家事务方面，美龄成为蒋介石最亲密的知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龄还作为蒋介石私人的密使，多次访问美国。她那迷人的亲切的举止，使她成为一位国际上的知名人士，也使蒋介石冷酷生硬的形象变得温和一些。
　　蒋介石在私人交往中，经常披着黑色的斗篷，头剃得光光的，使他显得更加严峻和沉默寡言。当我说完一段话时，他总是发出“好，好，”的声音，但精神似乎有点紧张。他目光如射，显示出他的自信和毅力。他的眼珠是黑色的，偶尔也熠熠发光。在我和蒋介石开始讨论之前，他的目光常常先扫视一下房间的四周。到了和我谈话的时候，他就一直注视着我。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不同也表现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蒋介石周围的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包括他的衣着，办公室和他的家庭，都是如此。从各个方面来说，蒋介石都是一位讲风纪、有条理的人。用“整齐”和“清洁”来形容他给人们的印象，这是毫不过分的。毛泽东恰好与蒋介石相反，他的书房摆满了书报。如果以书桌的整齐清洁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办公人员是否合格的话，那毛泽东准是不及格的。毛泽东的杂乱无章和蒋介石的井然有序，毛泽东的漫无拘束和蒋介石的循规蹈矩，都造成鲜明的对比。从外貌看来，用“不修边幅”来形容毛泽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蒋介石是政界人物中最罕见的一个典型，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美国的革命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的社会，这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保守的。他们为已经获得但一度失去的自由而战斗。法国大革命受挫的部分原因，则是法国领导人想实现一个纯理性的、抽象的幻想——它在法国民族的历史上是没有基础的。
　　蒋介石的想法跟美国的想法更为相似，而与法国的想法不同。他想恢复中国的传统。他反对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腐败现象，对吸鸦片的恶习和仍然普遍存在的缠脚陋习也进行了斗争。不过，尽管蒋介石采用了立宪政府的做法，他毕竟还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从蒋介石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大多了，这个国家需要的是纪律，一如孙中山所说：“中国已经成为一盘散沙。”蒋介石所寻求的纪律将会使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力得到解放。
　　他的想法在台湾推行的结果，产生了经济上的奇迹。尽管1965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
　　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对中国人民来说，经济上的统计数字不可能改变共产党人赢得中国大陆这个悲剧，但这些数字毕竟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共产党人实行了农业生产集体化，但今天大陆生产的稻米按每人的平均数来说还低于解放之前。蒋介石采用的办法是：用钱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再把土地分给农民，卖了土地的地主把大量的钱投资到工业方面；政府同时鼓励外国投资。结果，台湾现在人平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一千八百万人口的台湾的出口额，大约比十亿人口的大陆的出口额高百分之五十。
　　蒋介石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动荡不定的生涯中，多次获得了成功，因此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具有绝对自信。他喜欢读儒家学派的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王阳明认为：“知而不行，实与不知无异。”
　　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溃败了，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自信。
　　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另一次暂时的挫折罢了。我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要谈到光复大陆。他的许多助手对光复大陆已失去希望，但他本人从未失去信心。
　　蒋介石为自己取了“介石”这个名字，译成英文就是“搬不动的石头”之意。从他的个性来看，这个名字是取得再好也没有了。我非常钦佩他的决心。他从来不相信应该在任何“不可避免之事”面前屈服——它们只不过是看起来难以避免而已。经常有人会对某一个社会活动家说：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些人缺少创造性的远见。他们经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不可能实现的，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以前没有人做过而已。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他曾经写道：“敌人总是包围着我，有时他们的力量还超过我。但是我知道如何忍耐。”
　　尽管蒋介石的性格很顽强，但他还是有很多失算之处。不过，象大陆失守这样的悲剧，也不应该只归咎于某一个人。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在一个假定的战略设想的范围之内，他的判断是敏捷而又果断的。他只照他所知道的章程行事。如果这些设想的情况没有变化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人战胜他。但他很难超越这些设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许多历史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框框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
　　在蒋介石的军队出师北伐以用武力统一中国之时，这个国家一部分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一部分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一部分处于各自为政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蒋介石逐步取得进展，组成了一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若干年后，他被宣布为统一的中国的统治者。
　　但是，这种统一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蒋介石虽然使他的对手屈服了，但并未征服他们，他同意让他的对于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既臣服于他这位上司，又与他结为盟友，以此保全对方的面子。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错误。马基雅维利也许应该告诫蒋介石：不应该让军阀继续当政和指挥他们的军队。因为这样会使蒋介石的征服得不到保证。忠诚只有通过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才能够实现。
　　也许马基雅维利是对的。蒋介石从来没有全面地控制过中国。他的部队穷于应付，以求维持国家的统一。如果他要向中国某个地方增调部队的话，另一地方的军阀就会以脱离政府相威胁。结果，蒋介石一天到晚忙于对付各地军阀提出的挑战。
　　这使他一直不能让他的军队的将士们复员，更没有集中足够的精力和国家资源去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改革。蒋介石最大的失策是：他从未调集全部兵力去对付过共产党。总而言之，他的战略的结局是：顾了面子，丢了中国。
　　毛泽东没有犯这种错误。他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紧接着又在大陆上的每个地区确立共产党对每一级组织的控制权。
　　事实上，历史将会把这一成就当作毛泽东最大的成就记录下来。
　　周恩来在历史上的功绩就难于评说了。在内战期间，他对共产党赢得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49年胜利之后，周思来不过是毛泽东所信任的几个助手之一。他想通过进行循序渐进的经济现代化的方法，把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融合在一起。但毛泽东在政策上的摇摆多变，使周思来的努力屡遭挫败。
　　周思来还试图把共产党中国冷酷无情的生活变得温和一些，允许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讨论，给中国社会注入贝克所说的“毋需用钱买来的优雅生活”。周恩来几乎是独力为此而奋斗的。
　　但他的这种努力也失败了。
　　在外交上，周恩来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引导着一个潜在的能力远远大于其现有实力的国家。但是，他从未利用过任何机会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我又见到了他的遗孀。我对邓颖超说，不需要建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周恩来，因为历史学家将会把他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所作所为当作他的遗嘱，以证明他的伟大。当时，我试图概括周思来非凡的经历，说：“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往往要比看得到的东西更有意义。”
　　在我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们两人几乎都提到他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余下的时间却很少了。他们一再提到年龄问题，使我感觉到：周、毛二人都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多了。
　　他们两人的苦恼可能是共同的；但是，他们的眼界和使命却不相同。
　　在他们的最后年月里，这两人也不是向着同一目标前进的。据说，在周恩来的晚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帮派要迫使周恩来下台，这可能还得到毛泽东的默许。周恩来预料毛泽东死后可能会出现权力之争，因此，他一声不响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尽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岗位上去。毛泽东的晚年则是在一种预想不到的、时而倒向政治派别的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中度过的，并在这种摇摆的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一段时期里，毛泽东支持温和的讲究实际的派别；但时过不久，他又变得不耐烦了，联合起极左分子，发动另一场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他把自己也否定了。
　　在1976年的几个月内，这两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继去世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实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