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当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时，问题也跟之而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也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有的只是暴力行动。在分歧中，双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不管哪一方错误，它都是在“阻挡历史前进”。
　　罪行大的，往往招致杀身之祸。
　　周恩来在政策和政治问题上喜欢运用策略，而不是进行无情的压制。作为一位总理，他推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有些作对了，很多则是有害的，但都未引起任何社会动乱，不象他的政治对手们——他们以强迫的方式，经常进行过多过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会的动荡。激进派要求在一千年内才能办到的事情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要大功告成。周思来不顾他们的反对，始终如一地推动着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计划。
　　在中国政治上变幻无常的各种联盟中，周思来不动声色地行使着权力，而且收效颇大。他从未给他的同事们留下想要争得更大权力的印象。以得到毛泽东庇荫的强硬路线分子为核心的帮派形成以后，周思来虽然对这一伙人推行的新政策感到不是味儿，但他仍然能与他的对手们共事。在这种情况下，他韬晦以待，直至这个帮派陷于困境。这时，他的支持与否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他会立即转而加入奉行更加温和的路线的对立派。
　　但是，如果有人将党内斗争升级到采用暴力，周恩来也会跟着干。在宣布美中恢复外交关系后不久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就是例证。当时，曾经担任红军领导人的林彪调集力量反对最高领导一事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竭力制止他。林彪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失败已经定局，马上登上飞机，企图逃往国外。在我和周思来的会谈中，他告诉我，林彪的飞机当时向苏联飞去，但在中途失踪了。他补充道，此后再也找不到那架飞机。说完，他一笑了之。
　　中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许是周思来在当权的岁月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动会逐渐消退，青年人会变得意志消沉。他认为，只有在大动荡中，才能使中国保持它的革命原则。他号召中国青年与旧的制度进行斗争，声称：“我们开始搞革命时，也只不过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当时的统治者却是一些上了年纪、又有经验的人。他们比我们学问大，但我们掌握的真理比他们多。”
　　在那些年月里，许多青年人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和没有钱而备受挫折。他们带着一种复仇的心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成千上百的学校和工厂付之一炬。哲学家林语堂将“革命总是吞噬他们的孩子”这一陈词滥调颠倒过来，评论道：“在中国，是孩子们在吞噬着革命。”
　　毛泽东的红卫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机构。作为总理的周思来正好居于这一机构的顶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近五十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实际上把周思来软禁起来。周思来凭着他那种一向镇静沉着的精神，与来包围他的人进行了长达三天两夜的马拉松式谈判，渲泄了他们的不满，平息了他们的火气，使人群终于逐渐散开了。
　　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归来后，对我说过：周思来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隐藏不住他内心的苦闷。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周思来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现代化的领导人。因此，他一方面赞同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后数十年内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国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正象埃德加·斯诺所说，周思来是“一位建设者，而不是一位诗人”。当周恩来看到红卫兵的怒潮摧毁了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中国人怀念周恩来，可能是把他看作一位把党和国家拧在一起的伟大的调和者。然而，世界上的人怀念他，则是因为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这些品格集于周思来之一身，此外，他对外国情况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外交家。
　　在外交事务上，毛泽东给予周思来以相当大的自由和权限。1972年，在我和毛泽东的晤谈中，当涉及到特定的国际问题时，毛就对我说：“这些问题不应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会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上的问题。”因此，我后来和他的谈话虽然涉及到最高级会谈的议程的全部问题，但都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讨论的。最为有趣的是，在我和周思来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周思来总是引用毛泽东的话语，以此作为他在谈判席上所持立场的指导原则。
　　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是形成当前全球战略平衡的两大外交事件。周思来则是这两个事件的中心人物。导致中苏破裂的论战的起因，归结起来不外是哪个国家在共产主义集团中应居首位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1917年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了，它死抱住自己的优越地位不放。中国可能已经成为第二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毛泽东和周思来显然不甘心屈居第二位。
　　谁居首位的问题，既表现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也表现在一些象征性的问题上。苏联成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后，其领导人要求中国在外交上也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因为中国需要苏联核保护伞的保护。苏联领导人也把核垄断当成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大不小的威胁。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苏联的核武器既是其盟国的保护罩，又是悬在它们头上的剑。
　　因此，中国想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不足为奇的。中国人要求苏联给予技术援助，苏联开始时勉强同意了，后来索性撕毁了协议。
　　在一些象征性的问题方面，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与苏联打交道中，任何不平等的关系都无异于向野蛮人叩头。1957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以后，周思来气愤地抱怨说，赫鲁晓夫也应该学学汉语了，免得谈话老是用俄语进行。赫鲁晓夫辩解道：“可惜汉语实在太难了。”周恩来愤怒地回答：“俄语对我的困难，并不亚于汉语对你的困难。”
　　在1961年苏共代表大会上，中苏分歧公开化了。当时赫鲁晓夫企图谴责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尔巴尼亚一直顽固地坚持走斯大林的道路，无视克里姆林宫的新路线。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观察员，反对赫鲁晓夫这样做。周思来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持独立思想的阿尔巴尼亚今天受到谴责，中国明天也将受到谴责。
　　在那次会议中，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谴责，以此回敬周恩来。周恩来却在这个时候向斯大林墓献了花圈，题签上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又采取了一个别人都不敢采取的行动——暗中操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陵墓旁边移走的决议。于是周恩来退出了大会会场，中苏两国之间的分裂变得无可挽回了。几年之后，周思来说，“约翰·杜勒斯的阴魂正在克里姆林宫徘徊。”
　　由于中苏分裂，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且被敌对的强国所包围。我最后决定与北京作出和解的姿态之前，曾经尽量为周恩来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当他环顾四周以后，一定会看清中国真正的和潜在的敌人是谁。
　　中国的东北方是日本。它对中国并未构成军事威胁，但日本的经济力量可能在将来成为对中国的可怕的潜在威胁。
　　南面是印度。自从中国派遣军队参加了一系列的边境冲突以后，周恩来对印度人只有蔑视而已。然而，他懂得，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大国，有了苏联的支持，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
　　北边是苏联。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在三十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在中苏边境，苏联还驻有全部现代化的四十多个师，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太平洋彼岸是美国。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周恩来把美国看成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死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认识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的邻国中，美国是现在或将来都不想反对中国的唯一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国的北方死敌的国家。
　　上述格局为中美恢复邦交准备了条件。这并非由于这一方喜欢那一方的哲学，而是为了维持力量的微妙平衡——这对中美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正因为如此，当周恩来获知我们希望重新打开两国关系的信号时，他就象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行动了。
　　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经警告一位美国谈判看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但当我们和周恩来接触后，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所说的那种毫不妥协的谈判者。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的敌人：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中国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们。
　　我们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减少分歧，而不是扩大分歧。中国领导人想要摆脱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使自己受到敌视和包围的处境。我们也看得出来，中国政府急于结束这种“愤怒的孤立”状态：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三角外交将有助于遏制苏联的机会。虽然中美复交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但我们必须在联合公报中阐明我们的关系，并解决许多技术性的问题。
　　在谈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来突然放弃由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外交立场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对基辛格说过：“舵手必须顺水行船。”
　　当我和周恩来讨论美军留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这一问题时，我知道这是个尤为敏感的问题，并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和废除美日共同防务条约。于是我指出，即使我们的政策违背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但这实际上还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在谈到苏联时，我又说：“美国可以从日本水域撤出，但别的国家仍会在那里渔利。”我继续说：日本要么应该寻求同克里姆林宫和解，要么应该重新武装自己。
　　我知道，周思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又不会明确表态。果然，他以一种特有的微妙姿态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变了话题，对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评论。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清楚周恩来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进午餐、晚宴和其它公开活动之外，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中，我与周思来会晤了十五个小时以上。他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