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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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西方那么大的兴趣。是和他对西方的经济成就表示了极高的尊敬有关。他也懂得，没有经济上的成就，征服世界就无异是一枕黄粱。但是，在想要取得西方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他还坚持保留共产党的政策。他试图吸收西方经济概念把它运用到僵化的苏联意识形态制度上时，他才发现这两者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想取得西方的成就，而又不会受其思想的影响。到头来，两头落空。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出其不意地结束了。这种突然的下台恰好与他的个人风格相一致。在1964年10月1日三人宇宙飞船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不久，赫鲁晓夫和三个宇宙飞行员通了电话，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并告知，在他们返航时，他将给他们准备一个场面壮观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挂完电话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给机组通了电话，井祝愿他们一路平安。对一个赫鲁晓夫手下的人来说，这个行动是前所未有的。
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通过无线电话机跟伏斯考德号飞船的宇宙飞行员讲了话。他用奇怪的预言性的话来中止他的谈话，他说：“米高扬同志在这里。他确实把电话机从我手中拉过去。我想我不能制止他。”这三个字宙飞行员经过七天飞行返回陆地时，赫鲁晓失因没有出席这次庆祝活动而引人注目。
他已被撵下了台，过着失宠政客的养老生活，而被人们忘却。
他的同僚要废黜他有两个原因。首先，即使几乎所有这些同僚曾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他，但对他的那种反复无常、无法预测的治理国家的做法，日益感到不满。斯大林每当实行戏剧性的新政策时、对那些支持过旧政策的人彻底加以消灭。赫鲁晓夫的清洗，不象他协助斯大林执行的清洗那样严厉。党的官僚主义者也许会丢官，但很少掉脑袋。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说：“最后，他招来了部下的怨恨，而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他们进行惩处，真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第二，俄国简直替他感到害臊。他那小丑的言谈举止和对外宾的粗暴无礼，逗得统治集团有时啼笑皆非，有时高兴。但是，俄国人由于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总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承认。正如有几个苏联官员在最高级会晤期间向我暗示的那样，认为赫鲁晓夫破坏了他们的威望。在听说赫鲁晓夫已被赶下台这则消息时，一个苏联外交官说，感谢上帝，那个白痴给清除了。他使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
赫鲁晓夫从一个世界上第二号最强大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降到了苏联人称之为“平民百姓”。他永远过着被软禁的生活，禁闭在难以辨认的公寓或简朴的乡间住宅里，只是有时在严密监视下乘车稍事外出而已。对许多领导人来说，下台后的日子是难堪的，而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日子简直生不如死。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很显然养老生活在折磨着他。他惊人的精力消失殆尽；两眼黯淡无光。他的嗓门变得嘶哑，他没讲几句话，声音竟小得如耳语一般，逐渐听不见了。
1965年我在莫斯科进行私人性质访问期间，有一回和两个苏联导游进餐，一个加拿大的新闻记者建议我到赫鲁晓夫公寓去拜访他，可我的导游料想会随时跟着我。我对他们说，我要上便所。于是，加拿大朋友和我从后门溜了出来，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来到赫鲁晓夫住的简陋公寓。我们到达时，碰上两个粗壮的大个子女人阻拦我们进门。其中一个女人一手提着一桶水，一手拿着一把墩布，我问她能否见见赫鲁晓夫。我的朋友当时给我翻译，这个女人通过他回答说，“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对她来说，赫鲁晓夫可能跟他的月球卫星一起呆在月球上。
我留了一张手写便条。便条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见。我猜想，他可能从未收到这张便条。几年后，在他于1971年去世后，我获悉赫鲁晓夫被告知我曾打算看望他，他由于没能见到我而感到十分遗憾。
赫鲁晓夫和我进行热烈的“厨房辩论”时，我感觉到有人撞了我一下，这时他推开人群，来到把厨房和过道隔开的栏干旁去找个位置。当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辩论时，我瞥了他一眼。
他对我们的辩论只做出一次反应。赫鲁晓夫喊“我们也是巨人”时，他使劲地点点头。当时我对他没有多加注意。但是，我事后得知，这个人的姓名就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三十年后，我们重逢了，但不是又一次邂逅相遇，而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出席最高级会议。
勃列日涅夫在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的同一个办公室里迎接了我。我们握手时，他很亲切。他长着一副方而宽的脸，一双冷冰冰的蓝眼睛显得毫无表情，只是有时露出强作的、相当谨慎的微笑。他象赫鲁晓夫那样，做了一个姿势示意我在摆在室内一边的一张长桌旁和他面对面地就坐。然后，他抱怨我们在越南采取的行动，但他只是敷衍塞责地提了一下。在他发表近乎形式的讲话后，他很快使人感觉到又热乎起来。他说，有必要发展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就象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的那种关系。
我说，在研究了盟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史后，我发现，战争时期低级官员之间的分歧，常常在首脑层达成协议而加以消除。我又说，“那就是我愿意和总书记建立的那种关系。”
他显然是愉快地答道，“我就太高兴了，在我这方面，我完全作好了准备。”然后，我说，如果把这些问题都交给官僚主义者去做决定，那我们什么也解决不了。他由衷地笑了起来，用手掌拍拍桌子，一边说，“如果情况真是那样，那我们不就成天埋头于文件啦！”正是在这种愉快而充满希望的调子中，我们结束了第一次简短的会晤，而这种调子与我和赫鲁晓夫的首次会晤恰好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对比。
勃列日涅夫已成为苏联第四任专制统治者，我作为总统，将和他举行三次最高级会议。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工人阶级的贫民区，在列宁统治时期，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时期，他是一名步步高升的共产党官员：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已是一个备受信任的中将。他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组织工作者：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技术专家；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冷酷无情的共产党人，他领导苏联，第一次妄图争夺对世界的持久的支配权。
通过比较，已对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位好咆哮的前任作了一番有趣的研究。赫鲁晓夫穿着普通袖口的衬衣和不太合身的西服，而勃列日涅夫为了与他那裁剪合身的绸西服相匹配，穿着法国式袖口的衬衣并扣着金袖链。赫鲁晓夫几乎总是与他的司机一起，坐在他轿车的前座，而勃列日涅夫却不屑向他的司机点一下头就一屁股坐在后座舒服的沙发垫上。
即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同，但他们从事爱好的方式却大大不同。比如，两人都喜欢打猎，赫鲁晓夫喜爱打野鸭子的每个方面，从河水轻轻拍打他船舷的水声直到群鸟突然朴朴起飞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勃列日涅夫告诉我，他更喜爱打野猪，但很明显，他缺乏他前任那种运动家的风度。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他乡间别墅的门廊中，坐等他的猎物闯入用玉米粉作诱饵的特定地区，并借助于望远镜开枪把野兽击倒。
打猎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嗜好。他对技术上的一些灵巧的新发明，诸如自动门和奇妙的电话支架一类东西都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说明俄国人那种既有纪律又有悠闲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我看了他那只奇妙的新烟盒，它的内部装有一个定时器，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每小时他总要机械地消灭一支按规定抽的烟，随后合上烟盒。但几分钟后，他常常把手伸进上衣口袋，从他随身带的一盒普通烟中抽出一支来过过瘾，一直到报时器允许他抽第二支烟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领导人，也喜爱收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各种高级豪华轿车。1973年美苏最高级会谈期间，当我们乘飞机去戴维营时，为了祝贺他的来访，我向他赠送一件官方礼物——一辆深蓝色的林肯大陆牌轿车。他一再坚持要立即试车，跳上了驾驶座，并示意我坐在客座上。他加大了发动机的油门，在围绕戴维营的狭窄的公路上疾驶起来。勃列日涅夫习惯于不受阻挡地在莫斯科供要人们专用的街道上驾车。我真不愿意想象如果当时特工人员或海军的一辆吉普车突然闯入那条单行道，那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一度路上有一段极为陡峭的斜坡，上面挂着“慢！急转弯危险！”的标志。甚至驾驶一辆专供打高尔夫球的车辆在这种斜坡上行驶时，我都感到要使用刹车，以防汽车在尽头急转弯时滑下道去。当我们在斜坡上行进时，勃列日涅夫驾车的时速是五十多英里。我向前伸出手并对他说“慢一点，慢一点”，但他毫不在意。当我们到达尽头，他急刹车猛拐弯时，橡胶轮胎发出了“吱”的尖声。
在我们驱车结束后，他对我说：“这是一辆非常高级的汽车。刹车不错。”我回答说：“你是一个水平很高的司机。我是绝不会以我们乘坐的车速来作那样的拐弯的。”我冥思，外交并不总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清。
勃列日涅夫赞成过美好的生活，并喜爱乘坐游艇、看纯种马的比赛，并要有漂亮的女子作伴。1973年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期间，当我走近勃列日涅夫的小型别墅去进行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一位非常迷人的、体态健壮的年轻女子正要离去。
勃列日涅夫的译员把她介绍给我时说，她是他头头的女按摩员。当我同她握手时，我闻出了她身上洒的香水味，这种香水叫阿班吉，是法国的一种高级香水，这恰巧也是尼克松夫人最喜爱的一种香水。
在世界上的领导人中，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唯一的爱好奢华和舒适的人。但他是第一个不顾廉耻地纵情享受的苏联领导人，1976年，在我中国之行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喋喋不休地对我说，苏联人不象中国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因为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过着特权生活。他说：“光从这一点考虑，党政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等等已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象百万富翁那样行事——这就是今日苏联问题的所在。”尽管他没有充分陈述中国社会等级划分的情况，但他对苏联人的批评是正确的。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已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新阶级”——与普通苏联公民隔绝、脱离，把他应该关切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事实上，在我去苏联的历次访问中，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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