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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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对他说，他发表了那些有关军事实力的装腔作势，故意吓人的讲话，要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经过谈判签订持久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他好象同意要节制这种做法，但不到十秒钟，又自食其言。他说，他拥有导弹方面的优势，没有反导弹体系倒是可能的。然后，他笑着提到一段在英国流行的有关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讽刺话。他说，悲观主义者说，只要要六枚炸弹就能把联合王国消灭掉，而乐观主义者说，需要九枚或十枚。
我转了话题，讲到苏联竭力颠覆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至于那么天真幼稚，以为美国并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发出的指示。然后，我指出他在波兰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了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
他答道，“我们反对对个人搞恐怖，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起义，那是另外一码事。”他又说，如果“资产阶级”不和平投降，暴力革命也许就会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道，“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受控制的人’，而解放他们是合法的？”
他说，被剥夺自由的人这个词是个粗俗的词，一点也不“科学”。他又说，如果苏联人支持一次真正的国内革命，这不叫干涉他国内政。
我问他，苏联新闻界为什么赞同1958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产党领导的乌合之众对尼克松夫人和我所进行的袭击。赫鲁晓夫放慢了脚步，然后靠过身来，低沉而激动他说，“我们有一句谚语：‘您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亲。’所以，我将回答你提出的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们是那里的人民发泄正义的愤怒的目标。他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的政策。”
我指出，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和革命者的热情两者一结合是危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能特别小心从事，事态有可能继续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对他说，艾森豪威尔和他应当会晤，在互让的基础上讨论东西方分歧。我还强调双方必须作出让步。我说，“你说，美国一向是错的，而苏联决不会错的。那样的话难以取得和平。”
这一席话再次使他激动起来。他就柏林和德国问题发表了一通象连珠炮似的讲话，几乎长达一个小时。我无法插话。等他平静下来时，我力图弄清楚就他的立场来说是否还有谈判的余地。我问道，“假设坐在你对面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你的立场是否就这么固定下来而甚至不听一听总统的意见！”
赫鲁晓夫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但他只能用苏联无法接受这样的话来作出回答。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召开或不召开最高级会议，他决不允许西柏林的占领政权永久化。
他预兆不祥地暗示，如果他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两个超级大国间会出现对抗。
我告诉他，他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为了在苏联建议书上签个名而丢出席最高级会议。他好象表示同意，就这样整个下午他第一次稍作了点让步。但他还说，他不能只是为了认可美国建议而去参加最高级会议。如果是那样，我倒不如去打猎和打野鸭子，”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兴趣辩论下去了。看来，大家对此感到愕然。他马上站起来，表示午餐到此结束——午餐自始至终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纪律性极强、耐力极好的人。他象一个体格强壮而无拳击艺术感的拳击家，坚定地守住阵地，随时迎接别人的口头打击，也给别人以还击，从不放慢速度。他试探我的防守情况并寻找破绽，以便进行猛击、全面进击，曲臂挥拳向上一击，做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动作，以便得分，使我放松警惕，或者把我顶起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个论点的防线不奏效，他便试设第二道防线。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他便试设第三道和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里，他要么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要么沿着拳击台的绳子冲出去，改变话题。他是一个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拳击大师，从不让我确定讨论的范围，并且常常对我的问题给予有利于他的不同解释。汤普森大使过分宽宏大量，他事后评述说，“在他们一角，是一个重量级拳击运动员，在我们一角也是个重量级运动员，他们打成了平局。”
正当我们的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前往华沙时，我有一种极为沮丧的感觉。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大多数苏联人民那么热情地欢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说，他们永远不会从窒息他们的、压迫他们的天罗地网下逃脱出来。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快明白了赫鲁晓夫为什么对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表现出了如此的敏感。
我们的车队离开巴比采机场时，我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华沙的情况也许不一样。波兰仪仗队在其接受分列式检阅时，走着俄国式的正步步伐，人们会在我们车队通过时鼓掌欢呼。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要依靠这些人跟西方打仗，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如果把这里对我的欢迎和几天前赫鲁晓夫给我的冷淡接待作一比较的话，波兰政府对此是敏感的，因此，他们没有公布我们车队经过的路线；但是，自由欧洲电台播送了这则消息，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地弄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多年来，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访问中受到了一些热烈的欢迎，例如1953年在东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马德里和1974年在开罗，但没有一次近似我们那天在华沙受到的强烈自发的欢迎。估计有二十五万人挤满了人行道，并拥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挡住车队的前进。有些人喊着，有些人唱着，许多人哭着。
成千上万把花束扔进我的车里、尼克松夫人的车里，甚至扔进随行的新闻记者的车里。有几个不顾拥挤钻进人群的新闻记者被告知，“这次，我们自己花钱买了花束。”波兰政府在赫鲁晓夫访问那天宣布放假，把孩子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用车运到车队经过之处，并买来花束让他们在“自发性”欢迎场合会抛扔。许多人把花保存下来，以备我们抵达那天用。当我们的车队在华沙街上徐徐行驶时，群众高喊“NiechZyje！”——“美国万岁！”，唱着“Stolat”——祝你长命百岁！
鉴于这次经历，数百万波兰人在1980年全都起来反对共产主义，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感到突然。对别国进行控制，并且已经取得成功的一种统治制度不曾有过，更不用说赢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赞许了。
那天，在华沙的极为感人的接待，加强了我对共产党控制的东欧国家问题所长期抱有的信念。然而，无论我们对他们多么同情，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鼓励被压迫国家人民去挑起这种武装镇压，赫鲁晓夫1956年强加于匈牙利人民的武装镇压。同时，我们应当不断地努力，保持与东欧和苏联人民联系的渠道畅通，应当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扑灭他们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从他们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共产主义压迫下解脱出来——这种事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几个月前说过：“共产主义为邪恶顽强不屈，让我们为正义坚定不移。”
在别墅的午餐后，我把赫鲁晓夫叫在一起，跟他单独谈了几句。我们讨论了他收到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他访问美国的信件。我对他说，我们想要他能受到有礼貌的欢迎，如果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柏林问题已陷入僵局的会谈中能取得某些进展的话，他可以保证得到这种礼仪。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象以往那样仍是毫不让步。
艾森豪威尔做出邀请共产党世界这位领导人访美的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波。强硬派保守分子和东欧血统的美国人强烈地反对他来访。他们认为，访问会给苏联道义平等的幻想，从而削弱美国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只要美国人天然是可以信赖和友好的，他们的反共情绪不会仅仅由于共产主义领导人在车队里乘着敞篷车向美国人挥挥手就因此跌落。
我相信，假如访问不会在人们心理上引起一种欣快症，倒是一个明智而又稳妥的好主意。例如，许多人以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向赫鲁晓夫表明我们的和平意愿，苏联领导人就会使自己的僵硬立场有所松动，就会解决东西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新闻界有些人，甚至政府里有些人是那么天真，以至于认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表示尊敬，慷慨地给予优遇，以他出名的魅力使劲地做后者的工作，在解决我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方面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不同意这种立常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赫鲁晓夫会错误地理解这种过分的友好是软弱的表现。在解决基本分歧方面，我并不指望有什么重大进展。对艾森豪威尔至关重要的事是，要给赫鲁晓夫一个深刻的印象：艾森豪威尔既是讲礼貌的，又是通信达理的主人，也是一个不能任意受人摆布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在我看来，赫鲁晓夫这次访问，首要的是要收到使他受到教育的效果。他知道，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强大的。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告诉他，多种不公正的现象折磨着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耗尽其实力。赫鲁晓夫收到的是其助手呈上的第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趋于加强这种看法：他的助手常常向他报告他想要听的东西，而不是给他所必需知道的材料。事实上，赫鲁晓夫忠贞不移地相信卡尔·马克思一百年前所描绘的、但已经过了时的资本主义形象，而即使在当时这种形象根本上也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不断重复关于自由社会的丑恶和虚弱的谎言，但是，由于谎言被重复多次，事实上甚至连他自己也相信了。
我认为，通过对美国的访问会彻底地纠正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观念。他会逐渐地欣赏这个国家的基本实力及其人民的意志。
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抵达华盛顿时，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踏上美国国土的苏联领导人。他完全知道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但是，对稍许偏离其他我所见的来访要人受到的礼仪这种做法，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把偏离官方安排的日程理解为对他国家的荣誉的攻击。他是一个极易被激怒的人。如果别人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也会激动起来。
在他抵达前几天，我发表了一篇即席讲话，其大意是，苏联人已向月球发射了三颗月球卫星，而不是象他们所声称的是一颗，这是因为他们连续发射不中，不得不再试。赫鲁晓夫听到了关于这篇讲话，决意把它视为对苏联威望的一种侮辱，是我想让他在美国的访问不成功的迹象。在他访问期间，他宣布，他将：“把手搁在《圣经》上发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并向我挑战，如果真认为我的一番话是准确的，我也应该做类似的发誓。他还抨击了我的有关苏美关系的讲话，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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