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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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纳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纳去莫斯科是想要缓和苏联对联邦共和国的好战状态，也许还希望苏联松动一下对东德的控制。他发现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但他确实得到了释放一万名德国战俘的收获，他们在苏联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苏联和西德的外交关系作为交换。
　　他怀着一种恐惧感从事这次出访使命。阿登纳认为，苏联代表了无法改变的无神论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世界上尚未见过的那种制度。赫鲁晓夫的粗鲁更增添了阿登纳的恐惧。他告诉我他必须使自己坚强些避免在这位苏联领导人面前显得体力不支。
　　赫鲁晓夫与阿登纳在一起时确实经常进行恫吓，表现无礼，在某一个观点上他大喊大叫说什么“资本家烘烧共产党人，把他们吃了——还有什么，不放盐！”阿登纳通常以钢铁般的忍耐来降服他。但是，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命令他的坐机从法兰克福飞回来——当然他的一名助手确信这项命令是用外线，很可能是用被监听的电话线传递的，当苏联人认为德国人即将离开时，苏联人的态度大为缓和。
　　相对地说，赫鲁晓夫当时上台执政时间不长，对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诸领导人还不熟悉。很明显他是在考验阿登纳的勇气。在一次宴会上，他显然是无止境地一杯接着一怀地祝酒，试图看看在谈判桌上是那样难以对付的七十九岁的阿登纳能否被酒制服。尽管他喜欢葡萄酒甚于伏特加，但是阿登纳有一个如同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一样坚强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后，他仍旧不偏不斜并很机警——足于察觉赫鲁晓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纳以讽刺挖苦的方式与赫鲁晓夫对质说，任何做这种事的人都不能受到信任。赫鲁晓夫出乎意外地发觉自己已被当场捉住，他只能一笑了之。
　　在他们整整一周的对抗中，阿登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反复较量。当这位总理在回答德国人的一项建议时说：“在我同意你这一项建议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狱里！”阿登纳回击说：“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狱里，那只是因为你比我先到地狱！”另一次，当赫鲁晓夫愤怒地挥舞他的拳头时，这位总理突然腾的一声站起来，挥舞着他的双拳。
　　当俄国人历数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苏联犯下的暴行时，他们处在自以为正义的得意之中。阿登纳拒绝披上克里姆林宫给他制作的卑下的认罪披风。他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说，许多德国人反对这场战争，并说他的国家也遭到俄国军队的祸害。
　　这一点引起了赫鲁晓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声称，阿登纳对俄国暴行的指控是“攻击性的”，赫鲁晓夫轻蔑地说：“究竟谁该负责！”“我们没有越过任何边界。我们没有发动战争。”
　　阿登纳立场坚定。他提醒赫鲁晓夫，在大战前和战争中他两次被纳粹投入监狱。因此，他有大量的时间去考虑支持希特勒的那些国家的动机，由于直截了当地提到1939年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赫鲁晓夫说教的妄想破灭了。他作了让步。
　　会谈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1959年那次晚宴上，阿登纳饶有兴趣地详细讲述了他和赫鲁晓夫的舌战。但是他告诫我，尽管这位俄国人表现做慢，过低地估计他将会犯致命的错误。阿登纳说：“他是非常精明、强硬、和冷酷无情的。”
　　阿登纳显然是欣赏与赫鲁晓夫的比赛。我可以说，不象某些领导人，他没有从不愉快的对垒中退缩不前。相反，他却迎着上。这正是与他后来描述的他喜欢政治竞选相同的气质。在他整个一生中，他总是希望处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看台上。
　　在1959年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刚刚宣布了谋求西德总统职位的决定。他希望把这个职位变成类似于夏尔·戴高乐所控制的法国总统的职位，因为那个时候西德的这个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荣誉性质的。如果不陷于处理日常的政治争执的繁忙的总理职务之中，他就能够致力于制定政策。
　　这一决定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阿登纳已经建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他任总理第十年时，他终于证明自己是称职的，并且担心一旦他离去后，则后果将难于设想。经过纳粹时代之后，阿登纳对他的同胞就没有再充满信赖。他曾经称他们为“食肉的绵羊”。在去世前不久，他对一位记者说，“德国人使我极其担心。”我唯一能为他们说的话是他们经受的事太多了。自从1914—1918年的战争以来，他们就没有平静和安定。
　　因为阿登纳不相信德国人在政治上已完全成熟，所以他努力保留自己的权力超出了应有的任期。事实上，当他应该准备把权力移交给别人的时候，他却还在扩大自己的权力。在1959年发生的总统职位危机期间，阿登纳操之过急。
　　有关他的权力主义的内情被再次披露，这次与移交内阁相关。许多情节接近事实。有一个不足为信的故事说，在一次就给工厂工人予“共同管理”权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的辩论以后，人们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你的内阁部长们以共同管理权？”
　　随着为人尽知的“总统危机”的逐步发展，阿登纳愈益感到难受。因为原来支持他寻求总统职位的这些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坚决支持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总理。阿登纳认为艾哈德在政治上幼稚。最后他放弃了总统候选人，为了使艾哈德不能当总理，而决定自己保留总理职位。由于这位前财政部长坚持不懈，他终于在1963年阿登纳退休后继任了总理。
　　在他八十多岁高龄时，尽管他仍是一个精力旺盛、身体健壮的人，一天能够完成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一样多的工作量，然而，他毕竟年事已高，有时也取守势。有一回，虽然他的视力问题井没有被提出来，这位总理却摘下眼镜，拿给来访者看并解释说，这不是读书用的眼镜，只是为了减弱紫外线的照射，以保护他的小小的过敏的眼睛。他每天午睡，但拒不承认，如果有人问他睡得怎样，他会厉声地说：“我没睡，我忙着哩！”
　　这不仅仅是虚荣心。阿登纳相信，为拯救西德，他责无旁贷。一天，几个朋友小心翼翼提出他总难免要离职一事时，他敷衍地回答说，是的，他可能会在某一次汽车事故中丧身。在他已经离职之后的1966年，当阿登纳九十寿辰时的一次会见中，有一位记者提醒这位前任总理，在他八十寿辰时，他也接见过这位记者，并且说他期望着在他一百寿辰时还能这样。这位老人回答说：“当然罗。我要告诉秘书把它记下来。”
　　邱吉尔和戴高乐也觉得难于考虑任何其他人来取代他们，更不用说主动物色接班人。这方面，他们与吉田茂和艾森豪威尔不同。1952年艾森豪威尔挑选我作他的竞选伙伴那一天，他告诉我，当他发现杜鲁门接任总统时，因为罗斯福在重大事件上不让他知道而使他缺乏足够的准备一事所感到的震惊。艾森豪威尔决定不犯那种错误，他向我保证说他会使我知道所有情况，便于我如果继任他的话，我能有足够的准备。
　　只有很少伟人推荐自己的继承人，然而，象阿登纳那样对继承人如此苛刻则更少。在接见会谈中，甚至在他退休后，当着前去访问他的外国代表们的面，阿登纳还诽谤艾哈德。1959年夏，我在自己的副总统办公室内会见了艾哈德，他眼里噙着泪，梗噎着告诉我，由于阿登纳对他的态度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阿登纳参加了杜勒斯的葬礼，回到西德之后不久，他宣布他将留任总理。虽然在我们的会谈中，他也顺便提到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一决定必定使他一直心情沉重。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机会表现出他在公共场合下难得的热情的美德。
　　从童年起阿登纳就一直是个园艺迷。青年时期，他就嗜好试验，企图培植“爬藤三色紫罗兰”，此事引起了父亲对他的责备：“一个人决不应该试图干涉上帝的事。”之后，在玫瑰园里的工作，使他在痛苦地躲避纳粹的年月里得到安慰，在担任总理职务不断受到压力时得到调济。一些职业花匠钦佩他的工作，其中包括于特森地区的马赛厄斯·坦陶，他于1953年培育一种玫瑰新品种，命名为快乐的阿登纳。这种盛开的、深红色的“康拉德·阿登纳”花，在世界各地的花园里仍能见到。
　　这是一位伟大的职业政治家和一位同样伟大的业余园丁的充满生气的遗物。
　　外交礼节经常使尼克松夫人成为阿登纳在白宫和其他外交场合下的宴会伙伴。他们相处得很好。有一次他问我关于她的出身情况。当我告诉他，她一半是德国人，一半是爱尔兰人时，他咬着他的手指，爽朗地笑了说：“我已经猜出来了，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相结合生出世界上最聪明、最美丽的妇女。”
　　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知道她对花也有兴趣。在葬礼后的那天他来到我们家，要求看看我们不太大的后花园。几个星期后，从西德空运来了一百株玫瑰树。
　　第二年三月，阿登纳第七次访问美国。他事先捎来话，说要会见我，我们约定了一个晚上六点钟在我家见面。六点差一刻时尼克松夫人突然看到这位总理的轿车徐徐地开到屋前。当她开门时，他宣称，他提前来到是为了看看他的玫瑰树经过冬天的考验后的生长情况。当我六点回家参加会见时，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他已经站在我们的花园里，就像他后来和我讨论世界形势一样专心致志地正在和她讨论玫瑰的生长状况。
　　阿登纳对我们家的访问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特别是因为他被照相师们和西德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们所追踪。一位名叫鲁思·蒙哥马利的专栏作家写道，“这位八十四岁的西德总理和四十六岁的美国人之间的友谊强烈地吸引着官方的华盛顿。
　　这两位政治家以前会见和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不下六次。但是最近这次肯定是最亲密的一次。”他又说：“如果尼克松占据了白宫，阿登纳似乎为又一次亲密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就像他过去与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间经常保持的那种联系。
　　多年来，阿登纳已经是一位把报界当作战术政治武器加以利用的大师。那年六月，据说他认为参议员肯尼迪作为一名总统来说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经验。与此同时，弗朗茨一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阿登纳的国防部长已经命令他的部对肯尼迪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意义作一估价。一份国防部报告的副本——以“施特劳斯轻率”而闻名泄露给了《巴尔的摩太阳报》，该报将此报告用大字标题登出，“尼克松更能为德国人所接受。”据阿登纳的一名传记作家说：“就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1960年竞选运动临近之际，他给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对参议员肯尼迪的贬抑性的讲话可以看出，阿登纳力求与我发展友谊的实际的兴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为总统，他要与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可靠的保守派的继承人之间建立工作关系。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获胜，我失败之后，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动机是包含个人成分的。从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