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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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个主题来竞选的，而结果他获胜了。
　　1962年，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败之后，我和我的全家去欧洲旅行并且在巴黎停留了几天。使我极为惊讶的，并且使波伦大使更为吃惊的是，戴高乐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并且也邀请了波伦。
　　在我两次竞选失败后，我和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都不相信我还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乐的邀请似乎是一种出于客气和慷慨的姿态。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词中，戴高乐说，三年前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国的领导方面我会起到一个较为重要的作用。他说，他仍保持这一观点，他看到我将在未来的“最高级职位”中担任角色。
　　这是一个很客气但也是很真挚的嘉勉。在我担任总统的任期内和在圣·克利门蒂的全部岁月里，那些来访的认识戴高乐的法国官员们，都从来也没有忘记对我说，甚至在美国报刊还没有暗示过的时候，他就预言我会当选总统。
　　在我在野期间，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乐都要会见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尽管他通常只会见那些执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会见表明戴高乐特别欣赏我，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尊重是相互的，并且是多年来逐渐增长的。他是一个美国政治和全球事务敏锐的观察家，我想他可能审视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没有看到多少领导人对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认为时代需要了解世界政治的领导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机会重新掌权。因此，我们的会见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与他最重要的盟国的一位未来可能当领袖的人培植友谊，并使这位领袖理解他的观点。
　　而且，我认为他把感情转移于我是因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个懂得“在野”是什么滋味的人。
　　戴高乐失败的逆境有助于他陶冶一种吸引他的狂热追随者的性格。但是戴高乐写道，一个有性格的人还需要有威严才能成为有效率的领导人。“他必须目标崇高，有见解，作事有气魄，从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权威。”如果他满足于平凡的事物，他将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奴仆，但“决不是一个能够肩负起人类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乐的事业是法兰西。没有什么比法国荣耀的象征更能鼓舞他，也没有什么比法国的弱小和失败更能使他忧伤。
　　“在我的一生中，我对法国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乐在他的战时回忆录的一开始这样写道。在随后的激动人心的段落里，他阐述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观点，他谈的不是法兰西的民族国家，而是法兰西的民族灵魂。他认为，从感情方面来说，他倾向于把法国想象成命运注定要么取得巨大成功，要么罹难深重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在法国的行动和业绩中却显露了平庸，那种不责怪国家的倾向，而把责任推给法国人民的话，那我将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他的理性的一面认为：“如果法国不居前列，就不是真正的法国。只有那种把法国置于历史前沿的伟大民族抱负，才能抵消法国人民涣散的天性。简而言之，对我来说，法国如果失去了伟大的话，就不可能成为法国。”
　　“在领导人失败的时候，”1942年戴高乐对美国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解释说，“新的领导人就从永恒的法国精神中涌现出来。代表这种精神的有如从沙勒曼到圣女贞德，到拿破仑、波因卡尔和克莱门梭等。”他接着说，“或许这次我是由于别人的失败而被推到领导岗位上的人之一。”毫无疑问，戴高乐是把他自己看成法国一系列救世主中的下一位了。他的军队曾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行进。几个世纪前，圣女贞德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过法国人。当他说在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法国的重担”时，他的意思是说，由于他决定继续进行抵抗，他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了法国的化身。
　　由于同盟国未能了解这个事实，因而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与戴高乐发生了许多次对抗。有一次，当邱吉尔试图让他对处理一些小事的方法作些调整时，戴高乐坚决地拒绝了，并说：“首相先生，既然你终于有圣女贞德站在你的一边，但你仍然下决心要把她烧死。”罗斯福总统没有能力理解戴高乐的意思，继续对朋友们取笑说，戴高乐认为他就是圣女贞德。
　　尽管邱吉尔对戴高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敬意，这位英国首相还是经常被这位法国领导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协所激怒。有那么一次，邱吉尔的话超越了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嘲笑，他说：“是的，戴高乐确实把他自己看成是圣女贞德，但是我的该死的主教们就是不让我把他烧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真诚地把戴高乐看成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而钦佩不已。他痛惜许多美国外交官员对戴高乐持否定的偏见：欢迎他在1958年重新执政。他对我强调，尽管戴高乐可能难以相处，要是没有他领导的话，法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幸存下来。数年后，在1969年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我到沃尔特·里德医院去看望艾森豪威尔。他七十八岁了，因病卧床，大约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记忆力也很强。他思索着说：“在战争中，我们对待戴高乐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对戴高乐怀有极大的敬意。他给予戴高乐以通常的礼节，戴高乐则以友谊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关系令人吃惊地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未意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礼貌，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来说，只是很小的代价。
　　戴高乐最担心的是法国会遭到那些曾经创造过历史，而现在只能纪念历史的国家所遭受的命运。1969年，我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时的讲话中，我回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两国的公民，他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又是法国的公民。假如一个人停下来思考一下法国已经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和政治上对现代文明作出的贡献，那么这句箴言听起来是对的。戴高乐为确保这句箴言永远传下去而为之献身。
　　战后欧洲出现的实利主义使戴高乐深感不安。他担心法国人过于迷恋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雄心壮志，”他对一个记者说，“与此同时，别国人民较少考虑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征服世界，甚至在不用战斗的情况下征服世界。”
　　戴高乐有一次对艾森豪威尔说：“和英国人不同，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对美德的爱好。”戴高乐从来失去那种爱好，但是他的许多人民已经失掉了。戴高乐经常抱怨法国人民是他探索法国庄严的事业中的最大障碍，他力求引导他们攀登“高峰”，但是他们往往不跟他走。1969年，他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呼吁人民结束那场席卷法国的国内动乱、但他们不予响应。戴高乐很气愤地对他的助手们说：“法国人是一群牲口，的确是一群牲口。”
　　一个献身法兰西民族的人竟会如此蔑视法国人民，这看来似乎很奇怪。然而，对于戴高乐来说，法国并不是把它的人民加在一起而已。他的想象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他向全国提出要他们提高并加强这个国家的精神。人民就是这样的思想单纯、庸俗、不完美，他们的眼睛不是朝向地平线那边的山巅，而只看脚下一小块土地。
　　在他的心目中，法国应站在各国的前列，当历史的前驱。
　　他为法国设计一个宏伟的民族抱负所作的努力没有成功。他轻率地考虑在法国铸造一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妥协的哲学。但是，法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此不感兴趣。然而，他为支撑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他坚持法国发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在采取外交行动前，忽视了与戴高乐磋商，戴高乐就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机构中撤了出来。
　　1967年我与戴高乐讨论时，他对法国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恋表现在他的谈话方式和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所持的立场这样两个方面。我们是在爱丽舍宫他的办公室中会见的，只有他的译员在常虽然戴高乐从来不讲英语，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语。我在大学学过法文，可以注意到当我们的译员偶然未领会戴高乐讲话的细微未节时，戴高乐常常用非常准确的语言重新表达他的思想，强调那被译错了的意思。由于他喜欢无比精确的语言，因此他可能不愿说不地道的英语。但是我也意识到他只用法语是因为他认为法语应该恢复它从前作为国际外交语言的地位。他也承认在谈话中他用法语有策略上的好处。在等译员翻译我的谈话和提问时，他可以有加倍的时间来思考和回答。他显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听我讲话和听翻译时一样仔细。
　　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会见了。戴高乐要求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中东和其他发生纠纷地区的问题。在我们会见时他对我说，他认为由于中东事态的发展，俄国很为难，可能容易接受一个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决办法。
　　我问他，苏联支持纳赛尔在中东到处侵略的政策，难道能不对他们寻求公正解决的诚意感到怀疑吗？他承认苏联有一个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诸如埃及的政策，他们经常试图利用中东紧张局势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影响和起一种杠杆作用。但是，他强调说，苏联没有完全拒绝他建议的最高级会议。
　　最后结果是，俄国人对与西方领导人会谈毫无兴趣。我认为，戴高乐极度渴望使法国在国际上起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这次在判断上少有的失误。正如意大利总统萨拉加特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位诚实的好人，但是他象一个照镜子的女人，又想照镜子，又怕看照出来的模样。”
　　戴高乐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法国尽管具有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的伟大历史，但经济和军事力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他不愿意美国和苏联在决定所有关键性外交政策时不和法国磋商或不让法国卷入。他也认为，法国人长期的外交经验使他们有能力以各种办法在改善东西方关系方面作出贡献，没有经验的和鲁莽的美国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尽管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对眼前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对中东前途的分析是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以色列在交回它占领的领土中会坚持非常强硬的条件作交换的。他在谈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极端的人民时说：“看看圣经中记载的他们的历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样的爱走极端的人民。他说：“双方都总是想得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联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报复的基础上争取和平。他认为，这样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迄今为止，以色列已经赢得了与阿拉伯进行的每一场战争，而且也将获得下一场战争的胜利。”他说，“但是到头来，他们无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象当时许多西方领导人那样，戴高乐把中东危机归咎于双方。结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给他贴上了“反犹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