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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秘书政治-第7章

小说: 秘书政治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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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   
  吴隐之卖狗嫁女   
  说到东晋的吴隐之,人们很自然会想起他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的趣闻,而他做秘书时卖狗嫁女的逸事,却少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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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吴隐之卖狗嫁女       
  吴隐之在做广州刺史之前,曾做过多年秘书。他先是为桓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接着被谢石点名要过去做主簿;再后来是入朝做中书侍郎。与尚书郎、主簿一样,中书侍郎也是秘书性职务。吴隐之卖狗嫁女,就发生在他做谢石主簿的时候。   
  谢石是东晋著名人物,淝水之战的晋军司令便是他。这一仗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谢石对吴隐之的生活很关心。吴隐之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家穷,〃遣女必当率薄〃,便吩咐手下人带着办喜事所需的各种物品去帮忙操办。到了吴隐之家,只见冷冷静静,毫无办喜事的气氛,唯见婢女牵了一只狗要去市上卖。原来吴隐之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女儿的嫁资!   
  东晋时的主簿,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其职责无非是主管文书,为将相大臣一幕僚而已。但若论其地位,却又十分重要;论其权力,有时甚至大得使人咋舌。如桓温以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时人便有〃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之语,主簿地位之重要和权力之大,由此可知。其时谢石声誉日隆,炙手可热,且谢家十分富有,吴隐之在他手下工作,俸禄定当不菲。退一步说,吴隐之的俸禄即使不多,但他只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以顶头上司谢石为榜样(谢石聚敛无度同样很有名),能捞的时候就捞它一把,怎么也不会穷到卖狗嫁女的地步。很显然,吴隐之家穷,是另有原因的。史书上说他〃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被絮,勤苦同于贫庶〃。他家穷,原来是他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又乐善好施造成的。   
  众所周知,两晋时的官风,是相当腐败的。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比阔斗富这类丑闻,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之下,吴隐之能够清廉自守,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上司谢石都聚敛无度,他却毫不动心,守住清贫,尤其让人崇敬。后来,朝廷决定派他去广州做刺史,目的就是希望他到那里去树立新的形象,改变过去岭南历任刺史皆贪污受贿以饱私囊的弊端。   
  广州面海环山,多有象牙、珍珠、海味和名贵药材出产。但因为地处僻远,瘴疫流行,在东晋时还属蛮荒之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做官。只有那些家里贫困而又想发横财的人才肯去。到广州做刺史,只要弄上一箱珍珠宝物,几辈子享用不尽,以往的广州刺史因此没有一个不贪的。离广州二十里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有一口泉叫〃贪泉〃,据说不管谁喝了这泉水,都会变得贪得无厌。吴隐之不信这个邪,到广州后,他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为了表明立志清廉,他特意来到贪泉,掬水而饮,并赋诗为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财爱宝,假若让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我想终究不会改变那颗廉洁的本心。以后他在广州,果然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粗茶淡饭,衣物器具也十分简朴。调离广州时,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材沉香木,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水里去了。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岭南习俗也就日趋淳朴。为了表彰他〃革奢务啬,南域改观〃的操行和政绩,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吴隐之被升迁为前将军,并得到赐钱五十万、谷千斛的奖赏。   
  吴隐之做主簿时卖狗嫁女和他后来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这两件事表明:真正的清廉之士,是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也不管他手中有权还是无权,都是不会改变其志操的。   
  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其关键还在于自己,不能怪罪于环境和条件。(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等)   
  聪明绝伦郗嘉宾   
  郗超(公元336…377年),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字景兴(或作敬兴),一字嘉宾。祖父郗鉴,父亲郗愔,皆为东晋大臣。郗超少年早熟,聪明过人,十几岁即被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辟为椽。当时有谚语说:〃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世说新语》)。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进位征西大将军后,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椽。永和十二年,桓温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郗超转为参军。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桓温死后去职。大元二年(公元377年)卒,终年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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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聪明绝伦郗嘉宾       
  纵观郗超的一生,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绝伦的人。郗超自十几岁入桓温幕府后,在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桓温的主要幕僚。〃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一代枭雄桓温气概清高卓越,很少有他所推重的人,和郗超谈论,他却常说郗超深不可测,于是尽心敬待和信任他。当时桓温幕府里人才济济,和郗超差不多同时在桓府任事的就有王坦之、谢玄、王珣以及大文学家袁宏、大画家顾恺之等人,但真正为桓温看重的,也就是郗超、王珣和谢玄等几个人。对参军郗超和主簿王珣,桓温似乎又特别倚重,每件事都要同他俩商量,桓府的人因此称他们是〃长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令桓温高兴,能令桓温愤怒〃。史称桓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晋书?王珣传》)。又说:〃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晋书?郗超传》)。桓温欣赏王珣的显然是他的精明强练,倚重郗超的则是他的智慧谋略。一个善于内务管理,一个长于权谋机变,郗超和王珣,无疑是桓温身边最得力的左臂右膀。   
  深自结纳   
  郗超入桓温幕府后,桓温对他〃倾意礼待〃,郗超亦〃深自结纳〃,两人很快结为同党。   
  公元369年春,郗超父亲、东晋的徐、兖二州刺史郗愔给大司马桓温去了一封公函,表示要与桓温共同辅佐王室,并请求率领自己的部队渡河北上,讨伐前燕,收复失地。郗愔写这封信,是因为不久前收到了朝廷的命令,要他与桓温一道进行北伐战争,而邀请他参加北伐的正是桓温本人。郗愔对东晋王朝忠心耿耿,接命令后心情特别激动,以为为国立功的机会到了,于是动情地写了这封信。遗憾的是郗愔并不清楚桓温邀请他北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桓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这是事实,但他同时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从而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郗愔对此却一无所知。可以想见,桓温如果读到这封信,肯定会加深对郗愔的疑忌,从而给郗家带来灾祸。幸好郗超先看到这封信,他气得当即把信撕得粉碎,然后提笔代父亲写过了一封信给桓温。信中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不能胜任军旅重任,而且年老多病,请求找一个悠闲的地方休养,并劝说桓温统领自己的部队。桓温见信,大喜过望,当即调任郗愔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自己则当仁不让地兼任徐、兖二州刺史。自此,东晋的荆、扬两个重镇,全由桓温一人兼任,他一人掌握了长江上下游的全部事权(《资治通鉴》卷一百二)。 
  郗超对桓温的想法之所以摸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他经常听到桓温念叨〃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知道桓温对他父亲身居京口要地深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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