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外交官: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纪实-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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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
　　事发后的第二天，南联盟总理布拉托维奇致电###总理，对中国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表示慰问。
　　在炸馆以后的日子里，南斯拉夫各界人士，贝尔格莱德市民纷纷来到被炸使馆前，以各种方式悼念逝者，对炸馆事件表达自己难以抑制的悲愤。
　　南斯拉夫伊沃洛拉利巴尔歌舞团的近百名艺术家和贝尔格莱德数百名市民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前举行悼念活动，追悼在北约袭击中国使馆事件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他们宣读了慷慨激昂的悼辞，献上用松柏和鲜花制作的花环，有的艺术家发表了十分动情的演说。在现场，有人轻轻地啜泣。伊沃洛拉利巴尔歌舞团是以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一位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民间歌舞团，曾于1956年首次访华演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演出。此后，该团还曾多次访华。
　　南斯拉夫东方之家的成员们来到现场举行纪念活动。东方之家的成员多是汉学家，也有亚洲问题专家、学习东方语言的学者。东方之家的负责人维拉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汉语专家，说一口流利标准的中国话。很多来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国艺术团体由她陪同并做翻译。我到南斯拉夫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就读到过关于维拉的文章，说明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的艺术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在南斯拉夫期间，同她也有较多的交往。每逢中国国庆或春节，东方之家都要举行活动，邀请使馆和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参加。她个子不高，娇小玲珑，容貌有东方人的特点，为人朴实、真诚。我曾在讲话中赞誉东方之家是友谊之家，是客居南斯拉夫的中国人温暖的家。
　　在众多的南斯拉夫对华友好人士中，我想谈谈在炸馆之夜邀请我们去他家住的拉多舍维奇先生。他是南中友好协会主席，七十多岁，头发花白，中等身材，身体健朗，精神矍铄。他是摄影家，任欧洲摄影家协会主席，德国科学院院士。他担任南中友协主席多年。南中友协纯系民间组织，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举行各种活动完全靠企业家赞助。他经历不凡，博闻强记，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馆难的那些日子里，他操劳忙碌，组织活动。在为烈士送别的仪式上，他噙着眼泪亲自为烈士拍下最后的遗容，而平时，这些活都由他的学生去做。后来，他把这些照片汇集成册送给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住宅遭到间接轰炸，玻璃被震碎，他和夫人幸好没有受伤。为了修理房子，他也不得不临时搬家。
　　我在南斯拉夫任职期间，拉多舍维奇先生是同我交往较多的一位活动家。我们每次聚首，都长谈不倦。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他的身世，还有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成了欧洲的一个主要战场。他的父亲走上战场，从此就没有回来。他和母亲在贝尔格莱德艰难度日。有一次，德国法西斯轰炸贝尔格莱德，他母亲领着他躲进防空洞。防空洞又热又闷，他跑出来玩耍。这时，德国飞机投弹炸塌了防空洞，他的母亲不幸遇难，而他得以幸免。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约轰炸开始后，使馆安全小组认为地下室相对安全。我不能说地下室不安全，在间接轰炸的情况下，地下室是安全的。但我没有强调一定要到地下室躲避，也没有强调大家一定要到地下室睡觉。我自己照常在办公室办公，在大使官邸二层睡觉。我后来思前想后，这是否是受了拉多舍维奇先生故事的影响。而我的行动对大家也产生了影响，大家晚上照旧在自己的宿舍里休息。否则，大家都躲到地下室去，结果是难以设想的，牺牲的可能不止三人，而会成倍地增长。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2）
当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拉多舍维奇又被德国兵俘虏，投进德国的集中营。有一次，集中营的俘虏们列队点名，每隔一人拉出一人枪毙。他当时想，既然落在德国人手里，就认命吧！他旁边的一个少年惊恐不安，觉得自己的站位不好，提出同拉多舍维奇换位置，拉多舍维奇同意了。结果那个少年被点到拉出去枪毙，而拉多舍维奇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劫。他还告诉我，有一天夜晚，他在集中营睡觉时，梦见天使骑着白马破天而来，一把拉起他，和天使同乘白马逃出集中营。就在这天夜晚，盟军飞机轰炸，炸毁了集中营的围墙和一些营房，他乘机逃出了集中营。他怕被德军发现重新抓回，于是昼伏夜出，拼命向南逃跑。当时苏联红军和盟军正在向柏林推进，德国军队自顾不暇，没有大规模派出部队搜捕“逃犯”，这使他得以逃出德国。饥饿、疲劳使他无法再往前走了，一天黄昏，他敲响了一家住户的门。这家的主妇开门，看见他一身囚装，知道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让他进屋，给他饭吃，还找出衣服帮助他换下囚装。这位妇女的丈夫也被抓去充军，她对拉多舍维奇的遭遇深表同情，准备留他过夜。他吃饱喝足，稍事休息之后，想到这里仍是德占区，不能停留，就告别了这位妇女，从后门走出，躲进附近小山丘的树林中。这时，他在山丘上看到，一队德国士兵闯进了这家住户，进行搜查。好险哪，如果他再稍事逗留，或者留下过夜，又会被德国兵抓获。在德寇各条战线吃紧的时候，德军抓到集中营逃犯，往往不是再送回集中营，而是就地枪决。这样，拉多舍维奇又躲过了一劫。他讲起自己的经历，绘声绘色，增添了不少传奇而又神秘的色彩。
　　拉多舍维奇先生访问过中国，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使之倾倒。他说，他最崇拜的中国人有三个：毛泽东、周恩来、孔夫子。每当我和他在会客室见面，我们俩都不由自主地望着陈设在这里的30厘米高的孔夫子铜像。提起这尊铜像，也有一段故事。这尊铜像是拉多舍维奇先生于1996年我国国庆节时赠送给使馆的。当时，他对我的前任——朱安康大使说：“今天是我们的共同节日，我把30厘米高的孔夫子塑像送给中国朋友，不过，将来一定会有一尊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耸立在贝尔格莱德街头。”
　　南中友协的朋友对我说，孔夫子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为筹建这位伟人的塑像，拉多舍维奇费尽了心血。他不顾七十多岁高龄，亲自到中国搜集孔夫子资料。为了寻找孔夫子塑像原型，拉多舍维奇先生跑了好几个城市，最后终于在上海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一尊孔夫子彩色瓷雕。老人舍不得把瓷雕放在行李中托运，而是揣在怀中，像照看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将它带回贝尔格莱德。随后，拉多舍维奇先生自己出资，聘请著名雕塑家造出塑像模型，为以后建造孔夫子大型铜像做准备。在北约停止轰炸之后，拉多舍维奇先生找我谈孔子塑像问题。他的设想是，孔子铜像高达三米，安放在高高的底座上。底座四周是在黄河岸边耕作的农夫以及抚筝吟唱的古代仕女的浮雕。安放塑像的广场将命名为“友谊广场”。他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南斯拉夫竖立最高的孔夫子像，这是一个创举。竖立孔夫子像，便于南斯拉夫人民了解孔夫子，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有益于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益于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表示赞赏和支持。我问他，建这样的铜像和广场需要多少钱，他回答说，大约六十万美元。我提出，如何筹集这笔资金，现在这个时机建孔夫子铜像是否适宜？当时，北约轰炸停止不久，南斯拉夫百废待兴。美国和西方继续制裁南联盟，致使民生凋敝，资金匮乏，南塞政府为恢复道路、桥梁、输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以及重建炸毁的民房，不得不挪用民间资金。南斯拉夫的一些公司都生意清淡，拿不出钱来，而华人在这里的公司都是小本经营，资金雄厚的大公司几乎没有，所以筹集这笔资金相当困难。当此国计民生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候，斥巨资修孔夫子像是否还会有负面效应？我提出这些问题后，主席先生觉得这些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竖立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暂时搁置，有待来日。
　　在政治主张方面，拉多舍维奇先生属于当时当权的米洛舍维奇总统的反对派。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寻找新馆址遇到的困难时，他建议我找贝尔格莱德市长帮忙。市长米哈伊洛维奇是反对派政党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成员，该党控制了贝尔格莱德及其他一些城市。他介绍我和市长相识。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酒楼”请他和市长一起吃饭。他们俩来到饭店门口，市长却不进来，拉多舍维奇先生进来告诉我，市长今天有事，不能应邀。我很奇怪，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他表情严肃地反问我，今天你为什么还邀请了社会党的高官一起就餐？原来，他和市长看见社会党重要成员、南斯拉夫议会民事委员会主任走进饭店，以为我邀请他们俩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一起赴宴。我告诉他，这位社会党成员是自己来饭店就餐，和我同他们的聚首没有关系。他表情一变，满脸笑容，拉市长进来一起就座。席间谈起新使馆馆址问题，市长答应尽力帮助寻找合适的地段建造新的中国大使馆。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是著名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主演瓦尔特的演员，叫日瓦洛维奇。他曾应邀出席过我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大家争着和这位当年的瓦尔特合影，他也是使馆的一位老朋友。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3）
谈起拉多舍维奇的中国情结，老人陷入了沉思。他说，他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西莫尼娜和德米特里都非常崇拜中国的古老文化，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人商定为促进南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些事情。西莫尼娜女士率先在南斯拉夫档案馆举办了周恩来总理生平展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德米特里先生呕心沥血，编撰了南斯拉夫第一本《汉语—塞尔维亚语辞典》。不幸的是，这两位朋友先后辞世，拉多舍维奇先生一人继续他们的未竟事业。
　　作为一位知名的摄影艺术家，拉多舍维奇先生十分重视宣传、介绍中国的文化和艺术。80年代初，他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中国风景艺术作品展。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次以“现代人类的生存与和平”为主题的摄影展。由于某些国家的阻挠，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展。为了不失去这个介绍中国的机会，拉多舍维奇个人出资精心筹集了140幅中国摄影作品，并亲自把它们挂到了联合国总部。我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期间，曾几次参观他举办的摄影展。有一次，他在一所学校举办西藏民俗和风景图片展，我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我说，请那些所谓的西藏人权卫士们也来看看这个展览，在欣欣向荣的新西藏，人民当家做主，有了真正的人权。难道他们想让西藏重新回到奴隶社会，去获得当奴隶的权利吗？拉多舍维奇也讲了话，揭露了西方有些媒体宣传的欺骗性。
　　在拉多舍维奇先生的奔走呼号、积极努力之下，1990年南斯拉夫成立了第一个南中友好协会，他自己亲任主席。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