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处长和他的女人们-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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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都快磨破了，事儿还是没办成啊，如今老百姓办个事可真难哪。”李南山去一面拿了水杯，背向任凭接水，一面不满地说。
“让我考虑考虑。”任凭说。
“考虑什么呀？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李南山继续说。
“你是怎么知道我和张书记有关系的？”任凭又一次避开李南山的问题，反问道。
“这不奇怪。就那么大一个中州市，谁不知道谁呀？我给你说个秘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局有一位副局长是张书记的亲侄子，今年刚满三十岁，尚未婚。”李南山得意地说道。
“有这等事？你我都到不惑之年才做了个处长，况且还号称有关系，人家年纪轻轻就做了局长，真是前途无限量啊！”任凭羡慕地说。
“人比人，气死人，官场的事，能有定数吗？所以劝老兄，得饶人处且饶人，能行乐时便行乐。凡事不要太认真，皎皎者易污啊！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没磨平棱角。”李南山劝任凭说。
“吾知古隐士矣。官场上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要么调整心态加入到追名逐利的行列里去，要么远离尘嚣，做一个市中的大隐。当然我说的远离是指精神上的远离，不可能身心俱隐。”任凭说。
“瞧你说得多难听。在古代，这叫建功立业，现在叫干一番事业。古人说人生几大志向，君子有三立：“立功、立言、立德’，首先是立功，即是出世做官，做官不成才著书立说，著书立说不成，那就只好自我完善，归隐山林了。但也有三者兼得的，那就是高人了。我觉得辛弃疾做得最好。”李南山说。
“辛弃疾年轻时‘旌旗拥万夫’，建立了功业；但两次归隐都是被罢归，好在他有‘词’这个工具抒发胸臆，无意间作了大词作家。”任凭补充说。
“怎么样，咱们谈了半天，我那个事给我办了吧？”李南山又回到了主题。
“等等吧。等我考虑考虑吧。”任凭说。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转化过来啊，怎么象顽固的法轮功分子？那就算了，我先走了。等你醒悟过来再告诉我。”李南山开玩笑的说着，就走到了门口。任凭忽然想起抽屉里的钱，赶忙拿出来去撵李南山，李南山早已跑到了电梯口处，正好电梯开门，他就跑进电梯内，任凭追过来的时候，只看到了李南山的半个脸。
3
中午下班的时候，有几个单位都邀请任凭出去“坐坐”，任凭一口回绝了。有一家单位实在推不了，他就让张亮代表自己去了，并嘱咐张亮有什么事回来再给自己汇报。他心里实在是乱得很，当时他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事也不想做。徐风来接他下班的时候问他回家不回？他让徐风自己走了。徐风走后他又想到中午张亮有饭局，干脆又打电话让徐风和张亮一起去吃饭。等到噪杂的走廊静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任凭坐在皮椅上，双目紧闭，但内心却不平静。这几天的事一下子涌进脑子里，好像是几个聒噪的妇人，或跳或骂，或笑或哭，弄得他头脑发胀欲裂。有心安抚她们，无奈安抚了这个，却安抚不了那个。真是成了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
首先是东方建筑公司的事困扰他。根据李南山的介绍，任凭觉得这家公司象个皮包公司。因为他根本不具备投标的条件，却能中标阳光大厦，公司肯定有一定的后台，中标是因为有关系，或者是通过送礼达到的目的。那么自己收了他们的钱，给他们把事办了，自己就成了帮凶，将来一旦出什么事被查出来，自己就脱不了干系。任凭看过很多廉政教育的片子，上面的主人公都是因为一念之差收了人家的钱而带来了牢狱之灾，而自己在这方面向来是很注意的，任凭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解放后做了新中国的教员，在任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类的古训来教导他，所以从上小学的时候起，他就没有拿过人家的一针一线，也没有无缘无故地接受过别人的馈赠。今天的事特别是李南山的一番谈话，让自己对以前恪守的生活准则产生了怀疑。李南山是自己在大学时无话不谈的同学，两人在学校时的志向相同，都立志做一个作家，为民鼓与呼，那时他们都喜欢诗，经常在寝室里就对吟起来。毕业后他们也没有断绝来往，但是毕竟自己分到了县里，到市里办一趟事匆匆忙忙，即使到他那里坐上一会儿也说不上几句话。所以后来二人的思想交流就少了，以至于现在在一起观念产生了碰撞。看来李南山这些年的思想变化也很大，从以前一个很有血性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官场上的一个世故、圆滑、重享乐、善钻营的人。这样的人现在机关多的是，他们往往是看透了仕途的艰难，也不想清高自傲，只有随遇而安，等待机会。但他们也不是消极之辈，一方面得过且过，不愿费心劳神去争逐有限的官位，能享乐时就享乐；另一方面也不轻易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遇到火候也要争上一番。李南山应该就属于这种人。李南山要说混得也不错，虽说不是很努力也无大错，所以也当上了处长。因为他的资格老，一毕业就到了司法局，屈指算来也有十几年了。老的退休了，中年的提拔了，也该轮到自己了。实际上李南山明白，自己当了处长不是因为自己干得好，而是“机遇”，因为人事处就两个人，那个人是刚毕业分配的年轻小伙子，什么也不懂，处长的位子当然非自己莫属。当然，别的处也有人想过来和他争，但客观条件不具备，不懂业务弄不成。
李南山和任凭的观念冲突在于，李南山认为要在官场混必须容入其中，按照官场的规则办事，比如办事不可太认真，不能死抠原则，要服从长官意志，还有，那就是该捞钱的时候也得捞点钱，以便捞了钱之后进行下一步的运作和日常的应酬。而任凭认为既然当官，就要当个好官，就要有一份责任感，不能为了金钱而放弃了原则，虽然穷一点，但是心里踏实。任凭观察李南山的生活状况，发现他的确实践了他的思想，李南山和自己同时毕业，当时的月工资都是每月五十六元钱。任凭调到市里后，两人的工资水平也差不多。可能司法局的福利要比调研局好一些，但是也不至于差很大距离，李南山家里的情况也不是很好，老婆在一家文化单位工作，也没有多少外快，父亲退休了，工资每月都发不全，也不可能给他很多资助。但是李南山的家弄得很美，三室一厅的房子，一百多平方米，装修得也很豪华，家里高级家用电器样样齐全，甚至还添置了电脑。老婆骑着“大白鲨”摩托，自己也有摩托，虽然不经常骑。此外这小子还经常穿名牌服装，都是几千元一套的那种。而任凭呢？现在虽然也当了处长，并且比李南山早一步坐上了专车，但家庭的现代化建设远远赶不上李南山，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还是七楼。房子吧，不说了，那是单位分的，就象女人生孩子一样，生个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什么样的孩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况且一分就定终身了。但是家里的设施实在无法与李南山家相比，任凭家里没有装修，因为当时分房时交的两万元钱就是借的，到现在帐还没有还清，所以当时和乔静商量后，决定将墙刷白之后就搬了进去。家里的电视也没换，还是二十一吋的鼓着大肚子的那种。洗衣机是双缸的，冰箱添置的时间也不长。李南山显然有外收入，是通过什方法弄到的则不得而知。
现在的麻烦在于：东方建筑公司的事任凭不想就范，但又推托不掉。就象掉进了一潭泥淖中，不会马上沉下去，但也休想干干净净地出来。昨天晚上自己稀里糊涂去了歌厅，本以为是李南山高兴请客，谁知是东方建筑公司花的钱，自己等于是掉进了桃色陷阱。这事不办就等于欠着人家的情。李南山这边是自己的好同学，如果这事不给他办，他非给自己绝交不可。再说从私人感情上说，任凭不愿拒绝李南山的请求。来自上边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多，当然现在还没有直接提出来，要是万一提出来，也象今天上午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一样，那自己不是白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吗？到头来自己供也上了，神也得罪了，岂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吗？还有这钱……任凭想着，就又抽开了抽屉，拿出那个信封，好像这个信封比昨天那个厚，打开看看吧，只要不动这钱，看看并没什么，再说钱本身并不代表罪恶，而是送钱人的罪恶而已。任凭右手食指和中指伸进去一夹，将钱夹了出来，略一数，有一万元！比上次那个中年人送的多一倍。他们也真舍得下本钱！
任凭将钱重新放回信封里，并原封不动地放回抽屉里，思来想去仍不能决断。这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任凭看了看号码，并不熟悉，因为现在不是上班时间，他决定不接。接着手机又响起来，一看还是刚才那个号码，任凭想，这肯定是熟人了，要不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呢？于是就接了。
结果打电话的人是妻子乔静。乔静哭着说：“快点来吧，任凭！乔跃得了急病，必须马上住院抢救，医院要交押金，不然就不给治，可是我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家里也没有，你说咋办呀？”
乔跃是乔静的弟弟，高中毕业后来中州市打工，在一家建筑公司的工地上干点体力活。“在哪里？你说清楚。”任凭焦急地问。
“六院急诊室。”乔静继续哭着说。
“什么病？”任凭又问。
“来了再说吧，现在关键是你得借点钱，最好多一点。”乔静还算清醒，总算把钱的事说了，要不任凭去了也是大眼瞪小眼。
“好，我尽可能快点到。”任凭说完挂断了电话。
“关键是借点钱，最好多一点。”乔静哀求似的口气还在任凭耳边回响。可是，现在是下班时间，上哪儿去借钱去？任凭抽开抽屉，看着那个神秘的信封，要不……哎呀，救人要紧，况且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内弟，管他什么钱，先用了再说。情况也不容任凭多想，他将信封向上衣兜里一塞，急急忙忙下楼。现在给徐风打电话也已经来不及了，干脆打个的去。他下楼顺手拦了一辆轿的，坐在了后坐上。
“六院，急诊室。”任凭也不看司机，急急地说。
“哪个六院？是省六院还是市六院？”说话的是个女孩，任凭忽然觉得耳熟。抬眼看了一下，这不是上次那个另类的女孩荆棘吗？竟有这么巧的事！亚里士多德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任凭却坐上了同一辆出租车。不过这会儿没工夫给她说这个，况且他已经不认得自己了，正象台下的观众认识演员，而演员却不认识观众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