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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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非印不可,有的将括号也印上了,比如“享受正处级待遇”,真是“括号把级别搞乱了”。我还见过一张名片,括号内的语句是“本单位没有正处长”。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是副处长,可我们单位没有正的,我就是第一把手,这就是虚荣心。“年青人比妻,中年人比富,老年人比子”,这也是虚荣心在作怪。年轻人比谁的妻子漂亮,漂亮的程度可以看出来;中年人比富有就有问题,总不能把银行存单贴在胸前,只有表现在座驾上、衣着上和作派上。温州人对座驾一向讲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自行车的天下,谁有凤凰六五与六九型的自行车就很时髦、很出风头了。温州买不到,去上海搞“专用券”或计划票,千辛万苦地带回温州。后来是摩托车,并且是带“王”字号的,如本田王、铃木王,所以当时温州的摩托比之外地光鲜得多。现在是奔驰、宝马、凌志和林肯,举债不举债人家不知道,风光最要紧。衣着是跟风,你是梦特娇,我也是梦特娇,你升级到BOSS,我也跟着升级。还有的跟不起,就到小巷里买冒牌。如有段时间流行法国鳄鱼,各个阶层的人都穿,有一半是冒牌货。作派是表现在歌厅里为捧小姐而斗富,酒席上抢着去买单,这些都是虚荣心在作怪。进入老年已经没有什么可比了,还要比子女,比谁家子女官大,比谁家子女钱多,子女是真正的大老板抑或是“空壳大老蟹”就搞不清了。
温州人有句话,叫做“人情大如债”。这里的“人情”两字不是指人的感情,直译就是礼金。送礼比还债重要,朋友结婚了,现时每人起码一千元,并且多多益善。也不要怕有去无回,将来你结婚或是你儿子结婚,朋友一定会如数奉还。亲友家有丧事同样如此,礼金是不能少的,否则就失礼,没面子。如果你是娘舅,外甥结婚非送三五千不可。这叫“娘舅最大,狗屎最臭”。既然担了“最大”的名头,就要送最多的礼。但这个礼是有去无回或少回的,好在你也曾经当过外甥。我所比较清楚的山东、广西等地,在礼金的问题上就比温州随意得多,数字也少得多。这就是温州人的面子。
有时年青人打群架,闹出人命来,也仅仅是个面子问题。在舞厅里,你踩了我的脚,没有向我道歉,我没面子,两人就打起来了。还有我请你的女朋友跳舞,被你的女朋友拒绝,你们不给我面子,然后就斗殴。一方打不过,为了面子,再去请更多的狐朋狗友,事情就越闹越大……
温州人的毛病多多,经不起再陋,就此打住。金依诺先生直摇头,这不是温州人独有的毛病,可以说国人皆有之,不怕陋。我仔细一想,他讲的没错,套一句鲁迅先生的话:“国人皆有之,于温州为烈”罢了。
温州人真该学一学巴西人了!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以为树人与树木一样,也有个简单的原则,即人性的回归。
结束语
终于写完了这本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毕竟十几年未动笔了,又系业余创作,挺困难的。于是乎伸了伸腰,走出屋门去书店溜达一下,顺便散散心。竟然又在中联图书公司发现《闲说中国人》的续集,这次是自己掏钱买下它,并当堂翻看起来。张抗抗有篇《北佬看杭州》,还好,杭州让你去看吧,我伲温州人自己看自己。突然,林斤澜先生的大名之下有篇《温州人》,我的心一紧,完了,鲁班大师的作品在前,我这小木匠的东西只能作引火柴了。我急切地读下去,还好,仅仅三页纸,还不至于让我的《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作引火柴。可当我读到第二节《走向世界》时不禁噗哧笑出声来,这个林老先生!索性抄给大家看看吧,奇文共欣赏嘛:
“欧洲旅行社带着各国游客来到狐狸洞口,奇臭扑鼻,异味闹心。不想倒拨动了另类旅客的别样心绪,倡议进洞比赛默坐,谁坐不住出洞交一块钱。法国人、犹太人、温州人各一位应声进洞,不多会儿,法国人出来了,拿出一块钱放在洞口。再一会儿犹太人出洞交钱,再一会儿出来的是老狐狸,做个深呼吸,也交一块钱。末后温州人跟着出来,把三块钱拿走,晕倒在路边。”
这就是温州人!寥寥数百字,温州人的形像跃然纸上,让人绝倒。我觉得在写作上我只是出洞交钱并作深呼吸状的,而林先生拿走了那三块钱。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要想继续写作,我只能以它为终身之计,不断学习,不断努力,方能远远望见林老先生的脚后跟。
后记
书稿付梓之前,编者来问我是否请人写一篇序,我想想还是作罢。这序言一般是请名人或领导做的,他们都是大忙人,怕耽搁他们的时间,在我也免了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但我说后记还是要写的,我要向为本书费心费力的亲友们表示感谢。
因为专心致志,20多万字的初稿只花了五十天,但初稿写完,“非典”即过去,商务事又忙碌起来,改稿便断断续续。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太太和我子女。我太太提供了不少素材与修改意见,而我的子女们不仅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还是我的秘书,书稿都是由他们打字的。我的打字水平远远跟不上思维,初稿至今还用手写。
还要感谢的是老友林虹和沈克成、金依诺他们。我的写作自始自终都得到他们的鼓励与帮助。特别是克成兄,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曾经多次与他探讨过。
更要感谢的是年轻的文友李涛、柯熙、王孔瑞、余璞、朱闻武、沈迦等等。他们不仅仅是温州文化界的中坚力量,还是热心提携我这老后进的“前辈作家与记者”。特别是余璞与朱闻武,在书稿的修改、书籍的插图与装帧上花了不少功夫。说实话,离开文化界十几年,写稿出书对我来说都已陌生,承蒙他们的指引与帮助,此书才得以顺利地付印与发行。
当然,还得感谢愿意阅读本书的读者诸君。如果您能读完之后再予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白晖华于温州九山湖畔
200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