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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11章

小说: 其实你不懂温州人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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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温州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老板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热烫烫的。据说目前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我的不少亲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陈建国,便在“滨江花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我们酒店门口的一间铺面,就是被租作销售上海房产用的,楼上的房间还有长期包租的上海房产公司在温州的办事处。我本人曾经在两年多时间里,每星期来往上海一二次,最多时一天一个来回,也是为了上海的房产项目。上海的温州商会非常强大,会长是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的温州人杨介生,顾问是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现已退役的刘际潘少将。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我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闲说到现在,还只是泛泛地谈温州。从这一章开始,才具体地集中到温州人身上。对古代的温州人,我的闲说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书是不记平头老百姓的。
  说做官的温州人,先说什么是官,官又从何而来。“官者管也”(《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管人的为官。宋朝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著作《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实,原始社会的官不是役民的,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的公仆。并且是选举产生的,其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最早的官员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于他们各司何职,现在也很难说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会,火种非常重要,钻木取火后,要想法保存下来,可以随时取用。那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保存只能用木炭之类的,火正这个官便是负责这个事的。管好的话人们可以时时使用,又不会酿成火灾。这个官只能是服务性质的,是公仆。后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个公仆,将祝融尊为火神。这五官是尧时的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舜时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狱的士等等,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选的。夏王朝开始,官才由公仆演化为“役民者”。这时的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员,即以后所说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众。据《通典》记载:夏代有官员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达63675员。宋代是官员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记》载)当然宋时的冗员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四一”干部不知有多少。
  那么,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夏、商、周三代是乡选里举制度,由下向上推荐,再根据“六德”、“六行”、“六礼”等标准,由王选定并任命。春秋战国时期有荐举、游说自荐、年功等许多办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游列国便是游说,商鞅、张仪、苏秦等都是游说自荐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汉时是推荐选拔加考试录用定官职的。晋、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状(才)、家进(门第)三个方面进行评举。秦、汉及晋、魏、南北朝时的举官方式都取决于地方官的好恶与关系,往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无论德才多好,无法做官。再如温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极难上达天聪,温州人做官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未见有关于温州人做官的记载。
  科举制度是隋代的隋炀帝开始的。都说隋炀帝荒淫无道,开科考举却是很有远见的一着棋,让一般老百姓有了进身之阶。即所谓“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闻”。但隋朝科举才刚开始,对温州这种偏远的地方影响还不太大。唐朝定都在长安(西安),温州与之相隔何止万里,温州人当时的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原。隋、唐两代均未见有关温州人做官的记载,只有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人做官的才多了起来。当然,这里的官是指大官,而不是里正(居民区主任)之类的小官。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宋、元、明、清四史才有温州人的传略。有宋一朝即有三十六人。这便是科举制度的好处,给“上品无寒门”划上了句号,使有才学的普通老百姓有了做官的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穷士子有了盼头,将来能成“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温州这种穷乡僻壤的人,也想着做官了。
  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还有池上楼、谢公亭、谢客岩、康乐坊等纪念性的遗迹。但仔细一查,谢公在温州只当了一年的郡守。这一年中又是“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纵情于温州的山水,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做这么一年的官,写了这么多的山水诗,还留下了这么多的遗迹,这官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这点与他的文名有关,但主要还是所做的事:在郡一年,招士讲书,人知向学,鼓励植桑养蚕,兴修水利,政清刑简,因而能“德惠多及民”。也就是说他为立郡之初的温州人做了不少开化的工作,所以温州人至今仍在纪念他。但他祖籍陈郡(河南),后移居会稽(绍兴),不是温州人,而我这一章要说的是做官的温州人。
为官的温州人
  我以为温州人做官的虽然不多,但能做上官,做得都是比较称职的,好些人也能做到极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真正开始做大官的,还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周佇,并且这个大官是在高丽(朝鲜)国做的。
  周佇(?…1024年),工文善书。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随商船至高丽经商,结识了高丽翰林学士蔡忠顺,蔡佩服其才,乃密奏高丽王穆宗。看来这位名诵的穆宗是个英明的宗主,能从善如流,也有博大胸怀。未对周佇实施“内查外调”,也不认为他有可能是中国派去的间谍,即留之并授礼宾省主簿。这个官不算小了,礼宾省相当于外交部,外交部的秘书长,应当是副部级了。时高丽致北宋、辽的外交文件,均出自佇之手,信任度相当高。大中祥和五年(公元1012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杀高丽王诵,立诵从兄询为高丽王,是为显宗。显宗一上任,辽契丹大举进攻高丽,周佇既食高丽之禄,当为高丽效命,扈从显宗,抗辽有功,升任礼部侍郎、中书院直学士,按现在的概念大约当得外交部副部长,并兼国务委员了。以后又历任内舍人、秘书监、右常侍、左散骑常侍、上柱国、礼部尚书等等官职,一直不离高丽王左右,作为客卿能享如此高的信任度,实在难能可贵。他是以礼部尚书致仕的,正儿八经的正部长。在外国当官当到这份上,可以说是极致了。周佇卒于宋仁宗大圣二年(公元1024年),葬高丽,《高丽史》有传。
  温州人中在国内当到“正部级”的第一个人是吴表臣(1084…1150年)。北宋大观三年,吴表臣和其兄吴鼎臣同中进士,但官当的不大。直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自扬州逃抵温州,御史中丞赵鼎推荐避难回乡的吴表臣、林学仲、陈楠等人扈从,表臣最先到达,任监察御史。这是温州人极少占地利之便的例子。后条陈“指置上流以张形势,安辑淮甸以立藩蔽,择民兵以守险阻,集海舶以备不虞”,其策多见施行。他的官最高当到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官是很大了。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当时的丞相秦桧欲遣表臣出使金国,议定地界。秦桧还指政事堂为饵,暗示“归来可坐此”,大约可以弄个副总理当当。表臣拒不接受,以后又因他事与秦桧意见不合而被罢了官。不久,起用为婺州(金华)知州,逢当地水灾,先发常平仓米救济,深得民心,升任傅文阁侍制。任满之后请求“奉祠”,这个“奉祠”是宋代独有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因年老多病,不能视事,给他一个闲职,可以领取“薪俸”而已。吴表臣在家奉祠数年,生活俭朴,无异布衣。绍兴二十一年卒,《宋史》有传。
  现在要说的是王十朋(公元1112…1171年)。游览过温州江心屿的人大约都会记得江心寺门口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联是“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对联的字是温州现代的书法、篆刻名家方介堪先生所书,落款是宋王梅溪句。这位王梅溪就是王十朋。这副对联利用了汉字有一字两读的特点,应当读成“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标_的念成朝阳的“朝”,其余的念朝鲜的“朝”。“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下标_的念成长短的“长”,其余的念成长大的长(涨),这对子便能朗朗上口了。与北戴河景区的孟姜女庙前的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高宗来温州避难,王十朋才十八岁,所赋诗中有“北斗城池培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之句,足见其才气,现在江心屿还有“清辉”二字的石刻。但王十朋直至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四十七岁方中进士,廷试时以“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之类的鲠切言辞,因醇正议论被高宗亲擢为状元,并用其“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趾所贡翠物焚之”之言。任绍兴府佥判时裁决英明,吏奸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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