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财经:体制改革大博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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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2010中国经济怎么看？主要就是看“软着陆”与“硬改革”，软、硬两手都搞好，势必看好，否则反之。想必索罗斯亦应如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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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省”VS“海东省”
深圳特区和厦门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分别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道贺，并揭开了中国新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些特区及海西经济区进行更多先行先试改革试点的序幕。
2005年10月“支援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2009年5月，以福建为主体的海西经济区战略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1年即将启动的“十二五”规划，包括汕头、厦门、福州及温州四市，以福建为核心，扩延到浙江南部、江西东部及广东东部，涵盖范围255平方公里的海西经济区，势将成为中国宏观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30年前，邓小平圈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实验的特区，30年来，表现不一，深圳最为出色，其次珠海、厦门，再次汕头。其中原因，地缘因素或为关键。深圳、珠海面对的是香港、澳门；厦门、汕头则隔海峡与台湾对望，台湾海峡则成了两岸当局政治对立下的分隔带。福建跟台湾，不但难言经济整合，厦门与金门，更是典型的咫尺天涯。__
必须看到，海峡两岸如此的对立与隔阂，其实，并非始于1949年之后的两岸分治。几乎可以说，从台湾进入到中国历史舞台一开始，基本上就没有摆脱过这样的宿命：（1）明末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反清复明，海峡两岸对峙；（2）康熙派施琅平台湾，目的在平乱，而非在主权的考虑与经济的动机，那时天朝尚无主权意识，故平台之后，治理并不积极；（3）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频叩中国大门，台湾成了美、日觊觎的标的，仍未引起清廷警觉，直到1873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引发中日外交纠纷，清廷派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处理，才对台湾民情及台湾战略地位有了初步的了解；（4）在这样的了解下，终于决定台湾建省（1886年，比海南建省早了102年），派富有战略眼光，决心建设台湾使台湾能成为中国东南屏障的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及其后数任巡抚积极建设台湾，发展实业，并铺设两岸之间第一条通讯电缆。惟时不与我，如此密切的两岸整合为时仅不过10年，便因1895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割让台湾而告一段落；（5）从1895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1年，两岸关系当然是疏离隔阂的，尤其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6）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两岸关系恢复正常交流，惟为时不过4年，1949年开始两岸又进入分治时代，一直到目前，又是一甲子。
从明郑（17世纪中叶）开始，迄目前为止，约四百年，两岸之间，正常互动交流者，不过（1）10年、（2）4年及（3）再勉强加上最近的几年。因此，长期以来，两岸之间从来缺乏“一体化”之下所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出现了不少资源的内耗。幸运的是，这样的阶段即将告一段落。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大陆走上市场经济，为两岸的融合作了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铺垫；中国综合国力增长，使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博弈形势有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是第二个铺垫；第三，就是“海西经济区”的战略布局了。
作为台湾海峡两岸世纪性的融合工程，理论上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部分。（一）硬件指的是交通、通讯等基建网络，涉及到三个部分，（1）海西（闽与浙、赣、粤之间）内部；（2）海西与大陆其他省市之间；（3）海西与海东（台湾）之间。后者，必将出现“峡底隧道”（海底隧道的战略目的已不只是两岸整合了，更进一步的是中国在战略上的出太平洋）。
软件是关涉到最终争取台湾民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援用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智慧与政治遗产，以四个特区或海西经济区作为试点，或将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战略思维。
50年后看台湾海峡，一边是“海西省”，一边是“海东省”，谁说没有这种可能呢？
中国改革的新突破口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胡锦涛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正如胡锦涛指出的，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因此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提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缔造了经济增长的最出色纪录，但与此平行的，则是群体性事件的激增。后者，折射凸显的就是社会矛盾，也是中国改革面对的新形势与新问题。Ф米Ф花Ф书Ф库Ф ；http：//www。7mihua。com
如何面对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第一步，先要找出社会矛盾的根源。根源有二：一是不公平，二是不正义，其所涉及者，皆为资源配置中的分配问题。
按所谓资源配置，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市场机制。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侧重点也集中于此，即所谓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一方面让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一方面让中国从公有制转为民营体制。这样的改革，无疑促进及确保了全国所有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配置体现在生产力的释放及GDP的增长之上。
但资源配置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面的“有效率”配置而已，如何在配置过程中同时满足“公平”与“正义”，理应受到同样的重视。但必须看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正义并不能仅由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涵的经济改革来加以实现，必须还要有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才成。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的新任务。
那么，如何能在基本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有效率”的同时，也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有公平”和“有正义”呢。
先谈“公平”。公平不等于平均。资源配置要确保有效，就必须服从“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优者强，劣者弱也，因此遵循此一法则的配置结果，社会中的弱势者势必处于被淘汰的命运，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靠两股力量来补足及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一是政府职能，二是社会事业。政府职能可以获得作用，就是在政府可以运用的“公”部门资源中，通过相关政策，让资源的配置更多地向弱势者倾斜（比如保障性住房、社会医疗保险、公共交通系统与社会补贴与救助等），换言之，就是真正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狭义的社会管理应该指的就是这一部分。另外，社会矛盾的纾解，也不能全部放在政府肩上，如何健康地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等）替政府分劳，则是广义的社会管理。狭义的加上广义的，就是社会改革。
次谈“正义”。义者宜也。中国有句话叫“不义之财”，又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指的都是必须以正当手段来赌钱。马克思当年指出两种不义之财，是资本家垄断资本剥削劳工，地主垄断土地剥削农民。其实，理论上还有第三种垄断，就是权力。权力的集中及缺乏监督所造成的利益分配问题就是不正义，也是社会矛盾在不公平之外的另一深层次根源，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做必要的矫正了。
毛泽东当年说，必须要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邓小平也说，中国所有改革，其最终成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都是看到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时，有利于生产与效率，却不利于公平与正义的特质。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走了30年的此时，找到针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新突破口至关重要。社会管理、社会政策、社会改革，以及进一步再延伸到的政治改革，就是答案了。
以农立国VS以国立农
中国改革开放已30多年了，现在正在为下一个阶段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新的思维，部署新的方向，“城镇化”即是其中的核心之一。
“城镇化”其实含有多重目的，（1）有利于扩大内需；（2）放宽中小城镇的户籍限制，接纳农村释放出来的巨大的富余劳动力，让众多农民进城之后获得工作形成购买力，也能拉动内需；（3）降低农村中的人与地的比例，有利于通过集约化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
“城镇化”的构想虽然很好，但显然必须与农村、农业、农民即所谓“三农”问题的解决捆绑在一起处理。于是国务院乃指定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的实验区。
依重庆市最近提出并获国务院原则批准的试点方案可以看出，这个方案颇有不少创新的政策，例如，让进城的农民有三年的缓冲期，决定最终是不是要放弃承包地、林地与宅基地，全心全意地享有城市户籍做个城市居民；另外，政府也将农民释出的承包地及林地保留为农用，转移给愿意继续留农的农民。这其中，其实就蕴含了一条很重要的发展策略——坚守18亿亩农地规模的底线。
中国五千年来从来就是“以农立国”，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就是“神农氏”。农业及农业所依附的土地，就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切的生命与生活，包括其衍生出来的风俗、信仰、科学、哲学、价值，都源于此。
其实，不光是中国，所有的古文明都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直到18世纪，人类的历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结合了科技就代表了最新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下，工业生产力的竞争力明显地及全面地超越了农业生产力的竞争力。这种相对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近200年来国际权力结构的消长上，也几乎表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产业结构的消长变化上。
就中国而言，错过了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被新崛起的工业大国欺侮了一两个世纪，直到1979年中国决心走市场经济及工业化。而一旦中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不过30年，就快速崛起。30年后的今天，就已经是全球出口第一、外汇储蓄第一、GDP第二及制造业产值第一（明年）的经济大国了。
与此平行发展的，则是中国国内，农业及农村活力的相对弱化，农业部门资源包括土地的持续流向工业部门，这即是日前要坚守18亿亩农地底线的背景。
这条底线守不守得住？以过往的经验看，恐怕不容乐观，因为“市场”的力量实在巨大，除非以极大的决心否则难以抗拒。而这，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