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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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安静下来，你会发现，你还挺在乎她的。你在乎她是否能找到合适平台，继续打造她的新闻帝国，你尤其在乎她能否将新闻专业主义坚持下去，并影响更多的人，并影响我们的国家。
　　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晃来晃去十几年了，她所倡导的精神已经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念。回到章敬平，拿两人做类比，在细节方面有太多不同，但在大逻辑上，又有诸多相似之处。
　　即使是强大到如胡舒立，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亦有种种艰难，甚至让人觉得荆棘满途，又有多少有天赋、有憧憬的人能够继续坚守？
　　章敬平就干脆选择了改行，在《财经》变局之前两个月，他悄悄且彻底地淡出了新闻圈，离开报馆进入律师行，如无特殊情况，《新闻人的江湖》是他留给新闻界的“最后遗产”。考察章敬平的从业经历，你会从他的身上，看到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殊为不易。
　　我曾和他开玩笑，“你可算著作等身了，从《向上的痛》开始，《中国的自我探索》、《南平寓言》、《浙江发生了什么》等等，好书有，但大多书都不值一读。”
　　坦率地说，我挖苦他的同时，也要肯定，能出这么多的书，至少说明他一直保持着思考的冲动。
　　他确实一直在思考，完善他对新闻业的理解，在他的探索成果里，我认为最可贵的就是我前文反复提到的，他对新闻专业主义，从不理解到坚持：新闻记者不该是一个低门槛行当，应该是有技术含量的工种，新闻记者不应*表达意识形态等等。
　　在他的后期新闻作品中，最引起我兴趣的不是那些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而是两篇专访，一是《对话李金华之十年审计路》，二是《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如何破解》（专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采访幕后故事在《新闻人的江湖》中有特别披露）。
　　在私下场合，我曾和他的领导说起，就凭两篇文章，章敬平也对得起《南方周末》报社给予他的“高级记者”职称。出于对这两篇专访的热爱，我“背着他”在FT中文网撰写了两篇评论《李金华：孤独的监督者退了》，《中国宗教政策新思路》。
　　专访审计长的报道，我在评论里说，“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大夫乐于将‘白纸黑字’作为自己在历史中的定格。李选择这家报纸，这个向来被中国知识界所赞赏的媒体来道别公众——定格意味则更为浓厚。”
　　从他的专访中，读者看到了李金华作为审计长的“最后思考”，阅读整篇采访，我可以忽略章敬平的存在，而去尽情欣赏实际上被章敬平“掌控”的话题。
　　对国家宗教事务局长的访问更是如此，通过章敬平的努力，让主管这一工作的核心机构领导人直抒意见，让读者从中读到中国宗教政策的相对真实的逻辑，而这一政策是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我在评论中说，“叶的谈话充满个性表达。这篇访谈几乎是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摊牌，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叶小文的特殊身份──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可以认定他的观点代表最高层。访谈也许会让西方批评者茫然，比如，官方对宗教的态度，并非外界猜测的那样，完全排斥，相反，*领导人在7年前就承认宗教有‘积极作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　媒体评论（5）
他的报道，让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读懂中国”。从新闻记者角度来看，这样的采访具有指标意义。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你是否能平静地面对宏大而棘手的采访，并传递出有突破性、高质量的信息。
　　但之后，我几乎很少再读到章敬平“出品”的令我振奋的报道，再没过多久，就听说了他的离开。
　　章敬平的履历，就如同他的书名《新闻人的江湖》，“江湖”通常不是很平静，比如跳槽频繁。《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都留有他的履历，“人在江湖”十几年，最后他拒绝“身不由己”　的职业。我该祝福还是惋惜？新闻业给他带来了职业成就，但这种成就并没有形成激发他把新闻职业当作毕生执业的动力。
　　他离开新闻业可能有很多原因：收入不高？职业成就感不足？以我的了解这些可能都不是，主要原因是他厌倦了，他所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思维，不仅不为传统观点所认可，亦不为很多所谓市场化传媒同行所理解，这可能是深层原因。
　　再回到胡舒立，她已经57岁了，我真的祝福她能够探索出一条职业新闻人在中国的成长路径，并希望她所领导的组织，能为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人提供一片适合成长的坚实土壤，如果这片土壤不断扩大疆域，那么像章敬平这样的人，将不会过早地留下“遗产”，让更多的人感到，当记者是有前途有出路有尊严有成就的。
　　（原发《中国新闻周刊》网站）
　　3．在新闻的江湖上吃草
　　一口气就把章敬平的新书《新闻人的江湖》看完了，因为我也是新闻人，那一种相同的共鸣感、相近的节奏感，让你不知不觉跟着全书轻快走过。
　　在如今的新闻界，章敬平算是比较沉静的新闻人。章敬平的深度报道以及著作，皆偏重时政与财经，属于“写实的”。在10年出了10本“非虚构”的书之后，现在他的这本新闻随笔集更是“非虚构”的了。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研究著作，而是自己的亲历亲悟。
　　“一个财富明星，领着几个下属去上海出差，晚上觉得无聊之时，对一个下属说，打电话喊几个记者过来玩玩。闻者打趣说，怎么你的口气，就跟找几个‘小姐’来玩玩差不多？”这是书中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在当今中国，媒体扩张发展很快，好记者越来越难找。一轮轮招聘，仿佛在一个池塘里捞鱼，一网一网捞过，别说鱼，虾都不多了。当章敬平“沮丧地”发现自己距离优秀新闻人还很远的时候，许多编辑记者已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里不可自拔。
　　我认为，新闻编辑大抵就像运奶工，不用自己产奶，会搬运就好；最多是个挤奶工，能挤下牛奶来就可以。而真正的奶牛，是要大量吃草的，方能化做牛奶。我说“在新闻的江湖上吃草”，就是这一层意思。新闻的江湖，以及新闻人的江湖，今天各类“水草”还是比较丰茂的，年轻而勤奋、努力且谦逊的章敬平，吃了许多草，这些草料或有形或无形，因而他才有这许多有分量的著作出产。
　　《新闻人的江湖》中透露出来的那种职业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新闻界人士学习。“忍看朋辈成新总”，一看这标题我就会心一笑，乐了。传统的中国新闻界，确实还是一个官本位的世界，虽然能做编委、副总编、总编，总是好的。章敬平也是做过不少“头头脑脑”之后，才清晰地回归“记者”本位的——不做“头头脑脑”的头脑才是真正清醒的头脑。

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　媒体评论（6）
书中有许多妙语，让人过目难忘。比如“我们是去采访，又不是去上访”、“预先准备的好坏，决定你对话能力的高下”、“放下枪比剑”、“驱除虚妄心，驱除骄傲心，常怀感恩心”等等。但是，也有一些看法我以为想得不够全面。比如，他曾奉命为供职的媒体写过一份“致读者”，重申“理性建设性”的价值观——独立地看，这一对词儿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它具有排他性，排斥激情与批评性，这是这组词语不受许多人尤其杂文大家欢迎的症结。（徐迅雷：中国新闻出版报）
　　4．一部断代史和它的进步主义史观（评《拐点》）
　　继《向上的痛》与《权变》之后；中国最优秀的社会问题记者之一章敬平最近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拐点》；副标题是“决定未来中国的12个月”。这是目前为止；第一本对“*新政”在中国社会的投影给予全面解读和归纳的时政著作。而且；章敬平力图从社会体制改革的层面来概括“*新政”的这第一年；他认为；这一年真正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的；不是暴风骤雨的经改和政改；而是润物细无声的社改；并把社改的痕迹归纳为4点：“公正主义”终结“富人时代”、“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从这两点看；这都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有观点的书。
　　在我看来；现在担任《南风窗》杂志主笔的章敬平；正在逐步发生一个价值观和历史观的转变：从体制外知识分子思维向体制内知识分子思维的演化。他更强调建设性；而非批判性；他更侧重于在认可体制合理性的基础上想办法渐进地解决伴生的不合理性；而非在体制外着眼于现有制度的不合理性而寄希望于激进的“破而后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章敬平失去了真挚与激情；相反；他同样在呼吁公平、多元、人本、宪政；及对权利的保护和对权力的限制。只不过；他的眼中已经能够容下沙子；他把丑恶理解为太阳的黑子——那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次与章敬平的交谈中；他都会提到一个自创的词：世俗智慧；现在他又从已故的佛学大师赵朴初那里学到了一个新词：圆融无碍。老实讲；从世俗智慧到圆融无碍；我认为是章敬平的一个精神退步；因为世俗智慧讲究的是为人处世的坚韧与柔韧；而圆融无碍；在我看来；则容易被放大为价值观上的左右逢源。
　　儒家讲究的是礼治；佛家讲究的是慈悲为怀；但正如春秋时期最尊崇周礼的徐国灭亡得最快一样；我们身处的不是大同社会或者人间佛国；相反；却是遵循*裸丛林法则的利益吃人的社会。一个人愿意克己复礼或者以身饲虎是他的美德；但面对权贵资本化恶疾已显的当今中国社会；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却在倡导圆融无碍地看待分明的黑白；则有似倡导掩耳盗铃；无异于给攫财大亨掠夺之手开方便之门。
　　自1984年中国启动城市改革以来；“阵痛”二字便成了丑恶头上的遮阳伞；只是20年了；阵痛之阵不见终期；痛楚却越来越大。在《向上的痛》一书中；章敬平刻画了中国的两副面孔；一个是GDP高速增长的欣欣向荣的中国；一个是弱势群体在繁荣的悖论中痛苦挣扎的面孔。在《拐点》一书中；他宣称；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2000年以来的中国转型之痛；到2003年年底；已呈现出一条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清晰的时代曲线。必须承认；我们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没有切身感受到被损害和被侮辱；但不代表另一些人；包括最沉默的农民和最有纪律性的产业工人；没有被损害和被侮辱；更多的人能够吃得起肉；不意味着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敌意和怨恨足以消除。我们今天都意识到；自我资源资本化式的发展道路和惟生产力的GDP决定论；是对未来的透支和对下一代的代际剥削；那么；“向上”等于“向好”吗？做过股票的人都知道；拐点之后的下跌往往更为惨烈。
　　这已经有些危言耸听了。但在我看来；体制外知识分子的本分就是提出问题；或者说是“永恒的批判态度”；作为幕僚和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则是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对媒体和体制外知识界来说；批判性更重要；对体制内知识分子来说；建设性更重要；两者缺一不可——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