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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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执政党，不仅空前垂注“以人为本”这个昔日饱受批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把“国家尊重和保障*”写进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
　　据新加坡政论家郑永年说，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冷战时期苏联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已成过去，主导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是欧洲版本的，它更加注重人的感受，注重生活的质量，注重生命里的尊严。禁用童工，减少工时，改善血汗工厂，建造经济适用房，使工作场所更加安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号召，让乘坐2005年12月12日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旅客，有机会从*南京市委机关报《南京日报》的社论上得知：*南京市委欲使每个南京公民都能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
　　最近7年，中国社会领域的变革，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追忆起康晓光等人在2003年对新政的评价：孔孟仁政现代版。总理为农妇讨工资，放言减免农业税，提出免费的义务教育，将部分农民纳入合作医疗，把公益性定为医疗体制改革的基调，判处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死缓，轻徭薄赋讲究公正的社会政策安排，一再凸显本届政府反复伸张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早在上一届政府亮相之初，洞见“仁政”的观察家们，就直言中国社会领域变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冲突，弥合贫富差距引致的社会断裂，维护被撼动的社会稳定，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人预言，如果没有得当的社会政策，局部性的群体冲突将会越来越多。此说绝非哗众取宠，贫富差距、工人失业、人口老龄化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危机，已作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正挑战着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障体制。
　　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版本的福利运动、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孔孟版本的仁政等，在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开始不久的中国，具有着特定时代的特定基础。它不但会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会不露痕迹地修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意义。
　　智慧和勇气的考验
　　最近7年，在左右中国变化的诸多要素中，我们过去所说的“两股力量”和“三重矛盾”，不容忽略。
　　民间力量在最近7年的发展有目共睹。我们指称的民间力量，是公共知识分子、NGO和秉持民间立场的传媒的三者之和。2003年夏天，央行旨在整肃地产界的“121号文件”，发布不过78日，就被北京住宅业商会这样的NGO所改变。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之所以能够针对一份可能不利于其阶层利益的文件，公开发表反对言论，使得“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了政府”，这应该是得益于一部分市场化色彩浓郁的“民间媒体”为他们提供了舆论阵地。2009年，湖北一个名为邓玉娇的女子与两个基层干部的血泪冲突，最终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背后的推手也是崛起的民间力量。
　　最近7年，“WTO宪法”这样的外部力量对业已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的影响，不亚于民间力量。WTO像一部宪法，规约着成员国的经济行为，憋着劲地把中国的改革拖入金融、国有大型企业等深水区，促使我们从“摸论”过渡到“法治论”。在美国对中国、欧盟等十数方的钢铁保障措施案中，我们放弃了与美国一对一的单边谈判，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紧随欧盟，没再像过去那样倔强地坚持“主权论”。
　　外部力量的影响，不仅仅是WTO，还有国际*公约。未来，如何从*“A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走向“B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非但影响我们的法治，还将动摇我们的观念。
　　民间力量和外部力量的合力，将使公民社会的走向，在未来中国变得更为明显。尽管它看起来与我们所说的“三重矛盾”是桥归桥路归路的两码事，实际则唇齿相依。
　　发展与稳定这一对老矛盾，在最近7年，仍然是一对难以消弭的矛盾。经济发展改变了阶层的分化，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虽然还存留在高高在上的法律文件中，但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境遇，已不能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之项背。中国政府正在调整发展速度、财税体制，希望在再分配领域，用均衡和转移支付化解工农阶层的积怨，最大程度地减少局部性的群体事件。
　　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在最近7年被进一步放大。2003年暮春之后，宪政思潮就不局限于民间力量的呼吁，中国的领导人在公开的*和演讲中屡屡提及宪法，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已是应然的共识。然而，“应该如此”不等于“实际上如此”。陕北油田事件，足以说明地方政府尚未将“法治政府”“尊重*”“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这些已被中央政府承认的应然的原则，化成实然的行动。
　　硬投入与软投入的矛盾，已经彰显无遗。如果执政党不能把铺设高速公路、改善“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的黄金白银和扩大基层*、拓展政治参与的*通道缀连起来，未来数年，我们验收“新农村运动”成果的时候，看到的或许只是饮用水设施等等外在的“物质成果”。设若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会的辽宁黑山农民，还口口声声地念叨“村政府”，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谢天谢地，综观最近7年的情势，“两股力量”也好，“三重矛盾”也罢，都未曾动摇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国能给世人多少确定性的预期，现在还很难说。从长远看，可能取决于执政党面对这些力量和矛盾时，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