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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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于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学欣赏上，一时还离不开浪漫主义，中国的半票读者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
《文星》杂志针扎到心窝里，盖半票朋友不但不肯自动断奶，如果有人帮助他断奶，他还大号大叫，大吵大闹，张眉怒目，骂你自命不凡，骂你自以为高级，甚至骂你狗屁文章卖国贼，更甚至计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向治安机关打你的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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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杂志续曰：我们并不完全否定浪漫主义的价值，浪漫与古典，原是最基本的文学风格，与其说是截然可分的二物，不如说是浑然一物之二端。高级的浪漫主义富有独立反抗的精神视王道，但不反对霸道，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对之唯有尊敬。我们反对的只是低级的浪漫主义——苍白的自怜，贫血的理想，廉价的悲现，空虚的道德等等。浪漫主义之被输入中国的，只是这一部分，于是我们有了苏曼殊、徐志麻、刘大白、冰心，有了《少年维持之烦恼》、《茶花女》、《茵梦湖》、《小妇人》、《简·爱》，有了数不清的拜伦、雪莱、海涅、雨果的介绍和翻译。于是泰戈尔也俨然成了世界性的大文豪，王尔德似乎是英国文坛上第一流的作家，密契尔小姐的裙角遮住了半个美国文坛。这些作家，在文学上各有其价值，我们无意在此菲薄他们。可是半票读者非此不乐，且乐久不疲，他们宁愿捧亚军甚至捧殿军，就是闭眼不看冠军。
非是闭眼不看冠军，而是只有亚军、殿军才合乎胃口。犹如柏杨夫人暨下女小姐，只有《雷公子投亲》才看得下去，《红楼梦》算老几？。
《文星》杂志又曰：举一个例，泰戈尔的诗情画意和白雷克真正的先知精神、人道主义，与乎神秘感互相比较，立刻就显得逊色。拜伦和雪莱成了中国半票读者的偶像，可是他们崇拜的只是两位诗人的恋爱史或成名史展的基础上，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总会转化为被认识的事物。，只是一些很嫩的抒情诗，至于拜伦的调整天才，雪莱的殉道热情，以及两人的不惧与全英国为敌的反抗精神，则是半票读者所不能接受的。提起浪漫主义，就想到拜伦和雪莱，半票读者很少欣赏华兹华斯的冲淡，柯立基的神奇，白雷克的兼顾美丑，天真与世故，以及济慈、维涅与兰道的古典自律。
《文星》杂志这一段理论太长，使人越看越糊涂，但读者先生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才能看出“半票”的特质。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
《文星》杂志又曰：以电影而言，半票读者当然是喜好文艺片，最好有缠绵的爱情，而以悲剧终场。（柏杨先生曰：“教人疑心说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像《魂断蓝桥》、《蝴蝶梦》、《翠堤春晓》、《生死恋》、《金玉盟》、《乱世佳人》和《魂归离恨天》，都成了浪漫文学的课外读物。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孟子认为，”心“是人的道德本性，提出”仁，人心也“的观，可是它们似乎不值得我们泣之再三。为什么不看看《岸上风动》、《乱世忠魂》、《山》和《单车失窃记》呢？为什么不看看日本片呢？抗战时期的仇日心理，阻止许多观众去欣赏日本的电影艺术，最初我们也是每见日本影片就生气，可是最近看过《四谷怪谭》、《大冈政谈》、《七武士》后，觉得日本的电影实在比好莱坞的高明。
半票问题之二
《文星》杂志续曰：
据说征服过欧洲的拿玻仑，是一位侠骨柔肠的人物。当时正值浪漫义主的高潮，他常在口袋里放一本《少年维持之烦恼》，或是奥柏的史诗。半票读者与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无关，一个人可能留过学还是半票读者。半票读者要求于文学或艺术的是发泄，不是表现；是传染，不是启示。譬如饮酒，他们是以酒浇愁的，并不留意去品味酒。“我感动得哭了好几次”，他们常发表这样的读后感。没有什么危险，请放心，一切感情的渣滓都随眼泪排泄出去。
我想凡是识字的朋友，读了这一段都会哑然失笑。一位读者先生寄了一份萨孟武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观〈梁祝〉电影有感》，愤怒地教柏杨先生瞧瞧，人家一大群教习都“流泪”啦。我想正因为如此，上述的那段话更应该拜读，而且应该刻一个石碑立在电影院门口，然后上面挂一面镜子，以便半票观众照他们脸上那些爱国的或光荣的泪痕。
在讨论萨孟武先生那篇大作之前，柏杨先生要特别声明，我对萨孟武先生的道德学问，怀有无限的景慕和尊敬，这一点如果有人不相信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卷，今残。，便不要谈啦。但半票不半票和道德学问无关。萨先生在他的大作中，首先举出了大批观众姓名，然后再在每个人姓名之下，弄个括弧，注曰“某校教授”“某校教授”，其状如下：“老友赵兰坪先生（台大教授）”，“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荫先生（政大教授）”，“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先生（台大教受）”。
呜呼！说理的东西不能靠非理的权威，更不能靠世俗的荣耀。岳飞先生大破金兵，是中国第一等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他今天从坟墓里钻出来，大捧刀枪剑戟而大骂原子弹，你能因他名字底下有个括弧，便点头乎哉？一个人必须亮出招牌才能增加声势，便不是第一等高手。萨先生以及他所举的三位大学堂教习，固然学问甚大，好比说谈起宪法，我不跟萨先生抬杠，我也绝不写篇文章，说我读了阿比西尼亚的宪法泣不成声。但宪法权威并不能避免是半票观众，犹如爱因斯坦先生是相对论权威，而他的手提琴，却是三流四流者也。天下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美事，不能说某一件事上了不起，所有别的事上也都样样了不起。
萨孟武先生一开头就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话曰：看了本片，此后中外任何电影，恐皆不够标准，什么《飘》，什么《十诫》，什么《暴君焚城录》，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只有本片可以再看，而至于三看四看。外国电影演到男女爱情，不过拥抱接吻，此种作风不合于我们中国的胃口，我们中国人乃爱在心头。愁呢，略现眉心，不肯暴露出来。
我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这段话，有没有出入，如果这就是赵先生原意的话，则赵先生和萨先生一样，也是不折不扣的半票观众。“三看四看”并不就是衡量艺术的标准，如果一部作品或一部电影，只要可以引人再看三看，就有崇高的艺术价值，则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对《雷公子投亲》，已看了几百遍矣，难道《雷公子投亲》便是第一流作品乎？而比《雷公子投亲》更低级的东西，恐怕更能引人千看万看。有些精彩的玩艺，观众冒被警察抓之、捕之，吃风化官司的危险，都要去看。那股吸引劲如彼之猛，我们能以看的遍数来定它的价值乎哉？
至于赵先生举的《飘》、《十诫》、《暴君焚城录》，并不算是一流好片，但也不能说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固大有人也看了三遍四遍者也。盖只要世界上一天有低级的作品，就一天有半票读者；一天有低级电影，就一天有半票观众。赵先生能再三再四看《梁祝》，便自有人再三再四看《飘》。谁都不要笑谁，谁都不要贬谁也。
萨孟武先生续曰：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藩先生（政大教授）极欣赏梁祝电影的音乐，照他说：中国古代音乐用笠筝萧琴之类，其音甚清，所以称音乐为丝竹之声。西洋音乐，例如什么交响曲，虽然也受那些自命为“高等华人”的人欢迎，而由我们“道地华人”听之，只觉聒耳欲聋，甚似打架。
《梁祝》电影里的音乐，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功。可是，问题固在对音乐的基本知识上，我同样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的话，是不是杨树藩先生的原意？如果是杨先生的原意，则杨先生恐怕连半票观众的资格都不够，只能算四分之一票观众，甚至只能算免票观众。写到这里，想起一事，清王朝末年，不是闹着立宪，闹得一塌糊涂乎？皇帝乃派一些大臣，出洋考察，有一个大臣（偶忘其名，读者先生有兴趣的话，可翻阅一下中国近代政治史之类的书，一查便知），考察回来，上了一个奏章，报告他游历各国的经过，说他到过的国家有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这一个奏章上去不久，一位御史老爷一听，这还了得，乃也上了一个奏章，来揭该大臣的底牌，奏章上曰：“臣闻泰西诸夷，只有英吉利、法兰西、未闻其他。该大臣竟捏造国名，不类不伦。葡萄生牙，尚可谓之杜撰。西班生牙，诚不知何所云矣。显系居心叵测，恐吓朝廷。”这一状告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必管他，管他的是，一个人连葡萄牙、西班牙都不知道，而仗着他是御史老爷，大发言论，咬定该大臣恐吓朝廷，你知道把皇帝吓一跳是啥罪哉？小者杀头，大者灭九族十族，事体实在太大。杨树藩先生虽然没有在地理上疑心西班何以生牙，但在艺术的领域里，竟认为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则不但西班生了牙，简直匈利在夹缝里也要生一牙也。如今的教习，竟高攀上大清帝国的御史老爷，我们还有啥可说的。
半票问题之三
我们不知道杨树藩先生有什么根据，竟英勇地说中国古乐“其音甚清”。中国的古乐，其价值在那个“古”字，去了那个“古”字，“乐”还能听乎？国乐只有齐奏而没有交响，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急起直追都来不及，而今却出了个杨树藩先生，不但不遮盖麻子，反而说那是上帝因其生得太漂亮而打的圈圈，我们还争论啥哉？这正是“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只注意自己的愁，不管喝的是啥酒也。而杨树藩先生又进一步猛轰交响乐，说它“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呜呼！要是还有弄不清半票是啥的朋友，读一读杨树藩先生这一段言论，便可找出样版矣。一个人连交响都不懂，而竟大谈音乐，还弄了点政治号召在里面，若“高等华人”等等，以便引起感情的支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师范大学堂音乐系的教习同学们，应该集体上吊乎？抑应该每人买把武士刀，集体抹脖子乎？幸而贝多芬先生不生在中国，否则他非被半票朋友抓出来踢一脚不可。听下里巴人的人只能听下里巴，一旦别人奏起阳春白雪，他恼羞成怒，只好骂高等华人出出气。我们活到今天，才发现交响乐竟不如黄梅调，也算不虚此生。
萨孟武先生引用了两位被亮了招牌的教习先生言论之后，乃正式开张曰：综合二君之言，西洋文化是暴露的，中国文化是潜在的。暴露不能持久，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暴露主义的缺点。潜在可以永存。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罗马帝国灭亡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我们中国呢？五千年来，仍然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
从《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引起中国宪法权威萨孟武先生的哲学思想，发明了“潜在主义”，使人脱帽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