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万养大一个孩子-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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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61％的妻子享受医疗和孕产福利保障/生育保险（人均约为2　100元±2　300元，最高达10　800元），因此，实际上家庭支付的各项孕产期费用人均11　000元左右。此外，孕育孩子的间接经济成本也不可低估，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　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0元（最高万元）。即使不计此后的间接经济损失，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万元以上，但个体差异仍十分显著，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
　　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支出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项目的差异均较大，概括而言，父母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具有如下特征：　　　　
　　2、教育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骤升　　　　
　　子女教育费在近年猛长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包括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见表2）。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的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可以说增长速度飞快。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的花费显著高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幼托班的年学杂费人均4　600元，而支出6　000元及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3　000元以上。不少父母为了子女能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不惜花费较高的经济成本，其中也有些父母因竞争激烈、工作繁忙而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全托班，故收费也相应较高。　　　　
　　调查中不少家长较集中地表示了对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收费过高的质疑和担忧。一些被访反映，住宿费由家长负担也就罢了，但现在连水电费也全转嫁给学生，不给水喝，非让买净水；想直接考英语四级还不行，非让学生付费先考三级硬赚钱；不愿意选修的课程，只要付足费，不去上课也可通过等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　　　　
　　由于上大学的费用十分昂贵，一些下岗、提前退休或经济条件较差的被访者对子女能否接受最好的教育表示忧心忡忡，一些家长述说因自己难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而只能让子女读技校、中专，以至现在就业困难等。还有些家长及其子女为来上海大学就读的贫困地区的学生鸣不平：“他们真是太苦了，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没有钱买菜，仅买个馒头啃”。
　　3、信息化和社会保险成本凸现　　　　
　　信息化时代的电脑器材/碟片、手机、上网等经济成本是以往的调查未涉及的领域。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报告，年均子女购买电脑/手机及电话/上网等信息/通讯费自幼托期的317元到高中已达2　500元，其中手机/电话/上网费最高的达六、七千元。而实际上此项支出还不完全，因为父母给予的零花钱、亲戚朋友给予的压岁钱，也有一部分被孩子用于支付购买音响、电脑耗材或支付手机、上网等费）。按本研究的统计，零花钱和压岁钱两项人均年进账达2　300多元（最高达40　000元）。因此，子女年均用于信息、通讯的家庭支出远超过2　000元。　　　　
　　而随着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家庭的保险意识日渐增强，父母常常更关注子女的健康、保健和教育保障，重视购买相关保险，不少学校也组织学生集体参保。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父母为不同阶段孩子医疗、保健和保险所支付的人均年费用都在1000元以上，其中学前儿童在2　300…2　500元上下。　　　　
　　4、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难以估量　　　　
　　中国父母不仅大多全额承担未成年子女的吃、穿、用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满足孩子的娱乐乃至时尚消费等需求，而且似乎约定俗成地要操心成年子女结婚以及未就业子女的继续教育、医疗和零花钱等费用。近年社会劳动力的过剩使一些低学历、少技能的子女择业、就业十分困难，一些家长还反映子女高不成低不就，整天无所事事，不积极设法找工作，单位路远的不愿去，工作辛苦的不想去，靠父母微薄的薪水过日子，令父母叹息不知哪天才可出头。
　　而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也成为不少父母新的焦虑和沉重负担。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子女尚幼而未考虑此事的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其中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用房付出了3…50万的成本。对88位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48％的儿子和42％的女儿自信个人有能力承担结婚、买房等费用而无须父母资助，但仍有62％的儿子和37％的女儿首肯结婚时父母会在费用上资助自己。
　　

附（3）
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即使不在读的未婚子女，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了租房/购房费外，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年均4　000元），加上服装、手机/上网以及零用钱等，每年人均仍要父母支出14　000多元，可见父母经济负担之重。　　　　
　　5、生养孩子到不同阶段的总经济成本惊人
　　表4显示，在子女各阶段的年抚养成本都在13　000…19　000元，高等教育阶段的人均经济成本更达27　000元。由于不可能进行追踪调查，我们仅以去年的物价水平和家庭支出来对孩子的总经济成本进行估算。表5反映了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从父母孕育起到不同的阶段，家庭生养一个孩子究竟要花费多少经济成本。　　　
　　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将达25万元左右（即0…16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远高于以往同类研究的估算结果。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倘若将未婚不在读的子女都计入的话（0…30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则将上升到49万元，可以说子女经济成本的增长速度惊人（未含亲朋好友/社会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5…6万费用）。如再加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就更可观了。　　　　
　　孩子养育总成本过高反映了一些家庭的支出结构不合理，除了前述的高额择校、赞助、家教、补课、交通、通讯费外，不少家长不惜重金给孩子购买名牌服装（年最高服装费为15　000元），办盛大满月酒、过豪华生日（最高为28　000元），子女零花钱最高也达12　000元。　　　　
　　家庭支出结构的不合理还反映在子女花费的绝对和相对数均远高于父母。由于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父母在子女身上的花费总是第一位的。根据被访的估算，除了不在读的外，不同阶段孩子的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39…52％左右（见表6）。
　　不少父母自己收入不高，但为了孩子的营养、受教育、过生日乃至出国、结婚，宁愿自己省吃俭用、倾其所囊甚至借钱举债来满足孩子的需求。其中四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是夫妻总收入的近7倍（依赖父母累年的积蓄或他人赠送/资助）。　　　　
　　（二）孩子经济成本的影响因素
　　对孩子经济成本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的性别与总经济成本无显著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家庭所支出的费用都差不多。这或许与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且上海父母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意识淡化不无关系。子女年龄越大，父母经济负担越重也表明，孩子接受高学历教育费用的昂贵。　　　　
　　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的经济成本无显著相关，这可能与不同阶段子女所需费用相异、而父母即使自己教育程度不高，也依然会尽力满足子女所需，设法给予子女最好的成长环境。　　　　
　　父母职业层次和薪金收入越高，抚养子女所花费的经济成本也越大，尤其是年收入对经济成本的影响程度为最大。这或许表明，孩子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支付能力。而亲属的经济支持也推助了孩子的消费水平（见表7）。　
　　四、结论与提议　　　　
　　在全面描述和分析孩子成本和效用的基础上，我们将对今后人口少生、优育的前景以及孩子经济成本的结构优化进行探讨。　　　　
　　（一）抚养成本高昂，超生和性别选择更远离上海
　　在众多省市滥用B超择男生育、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刘鸿雁等，1998；苏荣挂，2003；于弘文，2003；朱楚珠等，2003；陈兆钧等，2004）的大环境下，上海育龄男女的生育观已发生显著变化，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自1993年以来已连续11年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率达（上海市统计局，2004）。本研究的有关统计数据也显示，受访家庭的超计划生育的仅占，计划生育率为。从对象回答“假如您的孩子不是目前性别的话（目前如是男孩的话询问如是女孩），会对您和您的家庭产生什么影响”的询问结果看，父母认为如是女孩的话，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理满足和事业发展/收入增加有更多的积极影响，或认同如是男孩的话更麻烦、更操心的较多些。　　　　
　　从受访者对儿、女评价的差异也表明，父母对女孩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学业成绩以及与父母的沟通和关系打分都显著高于男孩，对女儿在外学坏或因表现欠佳产生的失败感也显著少于男孩。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20　649名18…30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受访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为个，其中生育1个孩子的占，生育2个占，生育3个及以上的占，不打算生育孩子的占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最新研究也表明，20…30岁未婚青年对“我结婚后不想要孩子”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占（非常肯定的仅占），其中担心“孩子牵涉精力太多影响工作”的比重为最高，达71％，其次是“孩子影响夫妻自由”，占64％，再次是“孩子的抚育成本太高”，有49％，然后为“无须靠孩子养老”，占36％，有28％认为“生孩子会影响自己/妻子身材”（李煜等，2004）。　　　　
　　

附（4）
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急剧上升，加上抚育男孩的心理成本更大等现实，也将成为上海人少有男孩偏好的理性选择基础。故从总体趋势预测，新婚夫妇超计划生育和人为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的现象在上海不会突现。然而，由于1980年代人口出生率较高期①诞生的年轻人正进入婚恋期（他们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且计划生育政策经过微调后不再鼓励“丁克”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胎，并不再有间隔4年后再生育第二胎的限制，因此，上海可能面临新一轮的人口高出生率。
　　（三）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提升单位成本效益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并未呈显著的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