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失衡的巨龙-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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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与整个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共同特征，并从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我们就应该承认，把投资体制和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有效需求或消费不足无异于舍本逐末。毕竟，即便是在当前，投资方向仍然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国有企业选择的，而消费却是私人决定的。经济学一再告诫我们，应该相信的是私人，而不是政府。
　　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早在1954年，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就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投资的提高。他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4％~5％转变为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整个过程。”对照现实，这种看法的指导意义似乎已经下降。
　　潮流早已转向对效率增进型增长模式的论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转变增长方式尤其是投资体制是我们日益紧迫的任务，与这个经济学爱好者讨论后让我更加坚信这一点。这样看来，这次意外的谈论还是富有成效的，虽然我们所做的只是倾听对方的观点，而不是一定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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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如何看待不平等，是一个跨越时空的问题。在2500年前，孔老夫子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用多说，孔子的这一“均无贫”观点已被我们自己的经历所证伪：　平均主义会造成普遍的懒惰，使整个社会失去进取心，永远停滞在贫穷的阶段。相反，在一定条件下，激励经济学家把不平等看作是提升效率的手段，他们倾向于“因患寡，而患均”。
　　如果抛开公平与效率的维度，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低收入人群对不平等是不是就绝对厌恶了呢？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最近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众所周知，衡量不平等程度的通行指标是以统计学家基尼命名的“基尼系数”，其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被定为。可是这一标准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有学者指出，应该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各个地区的真实收入差距。他给出的例子是，在北京要卖到150万元的一套住宅，在西北某个小县城也许只能卖到10万元。因而，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在他看来，如果只看到这种被夸大的基尼系数将会对改革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购买力平价通常是被看作是一种汇率决定的经典理论，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基尼系数是否合适还有待讨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物价在国内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价格正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内地小县城的同等质量房子为什么便宜？我想，大多数人所能够想到的答案就是因为当地经济不发达。也就是说，因为落后，所以房子才便宜。这样看来，北京150万的房子在小县城只能卖到10万正好表明了北京和小县城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之多。
　　此外，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虽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但中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而城乡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低于，应该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
　　一时间，质疑声风生水起。人们的不满在于：　城乡差距为什么不重要呢？中国二元结构的国情就应该成为脱离“国际标准”的“遮羞布”吗？
　　出人意料的是，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也同样面临着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过美国人似乎泰然处之。最近的《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成为整个西方发达世界的龙头老大。美国总统肯尼迪曾有一句有名的谚语，“上涨的潮水（比喻经济繁荣）将抬起所有搁浅的船只”。在1995年以前情况确实如此。那时美国生产率的跳跃性增长，惠及大众。然而在2000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生产率同样还在增长，但是它只抬起了更少的船只。考虑到通涨因素，一个典型美国工人的工资从2000年以来仅仅增加了不到1％。而在1995—2000年之间，增长了超过6％。相反，只有最熟练工人的钱包在当前的经济繁荣中继续膨胀。这意味着，生产率上升的果实向高收入者倾斜严重。
　　然而，美国和中国的一个明显不同在于，美国人并没有走向仇富。收入较低的美国人所抱有的想法是：　加入富人群体，而不是缩小这个群体。实际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十个人中有九个人相信，即便你是白手起家，只要你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美好富足的生活之门会向每个人敞开。这是美国梦的核心理念，这让普通的美国人更能够忍受经济波动的艰辛，并接受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现实。
　　事实正是如此。即便是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普通的美国人相信可以由贫到富的比重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0％。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美国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极为通畅。
　　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政策导向。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加看重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并没有增加投票者对阶级政治学的兴趣。美国民主党2004年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两个美国”的概念，即一个是富人的美国，另一个是穷人的美国，然而营销的效果并不理想。欧洲和日本不平等的程度要明显小于美国，然而社会对社会蛋糕分配不均的普遍不满把政府搞得焦头烂额。
　　另一个更有力直接的证据是，虽然只有1％的家庭缴纳遗产税，却有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废除遗产税。这也与中国日益高涨的征收遗产税的呼声形成对比。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梦”式的社会流动性也有一定的狭隘性，一种奇怪的“仇贫”心理正在滋长。美国人虽然不愿意把问题归结到他们富裕的同胞身上，但却把矛头指向了比他们更贫穷的外国人身上。一项针对外交事务的民意调查发现，近90％的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工作会流失到国外，超过6成的美国人憎恶自由贸易，就连主流经济学的泰斗保罗·萨缪尔森也一反常态地指出自由贸易损害美国福利的可能性。这样的呼声自然而然地传递到政客之中。很多迹象表明，虽然美国经济仍然增长强劲，但是这个国家正在越来越限制自由贸易。
　　同样面对收入差距超过警戒线并持续加剧的社会问题，人们有可能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容忍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小。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流动性是社会不平等的止痛剂。因为，只要有梦想，明天总是新的一天。
　　

中国城镇化：　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1）
为了追求和城市居民同样幸福的现代生活，农民是应该进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或者说，农民应该在自己土地上创造与城市居民同质的生活，还是应迁入城镇？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下面是两个正在中国进行的试验，它们的指导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南张楼村地处山东省青州市北部，距青州城区约40公里，全村有1000余农户共计4200多个村民，原有地300余公顷。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业、四不靠交通要道、五无矿产资源、六人多地少，是典型的北方平原村落。该村无硬化道路，主要为草顶住房，人均年收入1000余元。正是因为这些条件，南张楼这个自然村在1990年作为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合作项目，德国人把享誉世界的土地整治经验带到中国这个普通的乡村。
　　这个经验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效解决了西德乃至整个欧洲城乡差距拉大、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等社会问题。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从1990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在目前的巴伐利亚地区，农村地区占州总面积的80％以上，为近60％的人口提供居住、工作和生活空间。
　　“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实施了15年，全村的公共设施已经十分完善，创办了100多个小企业，农民“白天上班，下班下地”，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在部分实现了最初目标的同时，也与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冲突。比如，南张楼确实把农民留在村里，但更多地是通过兴办非农产业，而这是有悖于“巴伐利亚经验”初衷的。其核心理念是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不同但是等值”。所谓“等值化”，指的是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而非形态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包括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等，使在农村居住仅是环境选择，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
　　龙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一个只有6000多人的5个小渔村，工业近乎空白，90％以上劳动力从事农渔业生产。在短短20年时间内，龙港已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目前，总面积平方公里的农民城创造了15万个就业岗位，该镇从外地雇佣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近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一半，且每年仍有2万~3万人涌入龙港打工，是一个有能力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化的现代城镇。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正因如此，它有两个特别的称呼：“中国第一农民城”（前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题词）和“中国第一座城市”（来自学者秦晖）。1984年龙港建镇之初，即打出〃鼓励农民带资进城开厂办店〃的口号，打破传统户籍制度的壁垒，解除了传统体制对农民进城的各种束缚。在10余年时间里，龙港一方面将耕地承包给种粮大户进行规模经营；另一方面从不起眼的小商品起步，放手培育市场。同时，龙港的印刷、纺织等区域特色经济在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岗位。2002年以来先后被誉为“中国印刷城”和“中国礼品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城镇化：　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2）
然而，在龙港迅猛发展之后，传统城市管理体制也随之被迅速复制，加之人们对行政区划和财税体制等方面变革的不确定预期，龙港未来的发展将面临着“体制之痛”。
　　‖两种模式之比较‖
　　有人认为南张楼模式对于建设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能预示着某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城市化并不等于非农化，安居乐业不必都往城里挤，农村可以通过城镇化把农民留在土地上。
　　应该说上述两种模式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因为这两个模式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德国人在南张楼推行试验的本意是要让农民在留住土地的同时，享受一种与城市居民不同形势但同样幸福的生活。他们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农村居民只是因为欣赏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才乐于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