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的鱼-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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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长街每一扇门后面，都栓着一串读书人的故事。下相棋的时候，街邻的老先生给我支招，他是镇办企业采购员，退休了，言谈间数落许多东长街掌故，他在东长街住了60年，岁月漂白了他的鬓发。他喜欢眯眼微笑，眼角陡增了鱼尾纹，牙齿洁白整齐，冷不丁他说，“我当年考上了清华呢。”果真是东长街罢，日日与这些麻木司机、板车司机、机修工和下岗工人厮混，未想此间有金榜题名者居于其间，他是二哥的一个冤案影响了前程，二哥早年任郑州纺织厂总工程师，历尽人生坎坷。他女儿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他希望女儿读研。他说一切都是命运，女儿应届高考时考的三类大学不愿读，再考，送考生去考场的车发生车祸，同学受了伤，女儿把同学送到医院再赶到考场，迟到了半个小时，是考语文，就误了女儿的作文，那作文题与她一篇获奖作文同题，却没时间写完。她原来是文科成绩最好的，只好报了理科。下棋，东一句西一句，推枰请其言归正卷，老者不言，东长街人大多如此，不问自言，问其不言，或答所非问，好恼好气，却也无奈。他只是赞扬了女儿一句，女儿将老伴推荐到大学去做了校工，管理女生宿舍，他认为这不容易，可见女儿是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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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长街（3）
七月，太阳灼烤大地，源源蒸腾的热汽令街旁樟树下的狗伸出腥红的长舌头，街坊们在电扇狂转的厅房“打晃晃”或“斗地主”，话题则转移到高考录取分数线，麻木司机也罢，板车司机也罢，皆知重点大学分数线，二类大学分数线和三类大学分数线，包括专业的冷与热，但是这里议论的是街坊谁家的儿女上了重点，谁家的儿女只够二类，谁家的儿女坚决不肯读二类大学而要等待来年再考，街坊为此深忧，因此要多付出一年复读的开销。在东长街，高考是数得上的热门话题，不过是边“打晃晃”边议，惟散淡的生活在东长街经久不变，读书人已经远去或即将远去，打工的人客居远方，另一个话题就是读书人或打工人的汇款，邮递员给谁家送来了高额汇票，街坊也会纷纷前来打探，从更南的南方或者太平洋的那边汇来的汇票也是一味兴奋剂，令老街人有一个短暂的振奋，尔后，这段290步长的老街一切平静如初。
在新改造的东长街，居住在外饰豪华的小楼的里的人，亦将锃亮的铁门敞开，向着门内望去，可见临门的竹椅靠背和靠在其上的棕色背脊，这里边就有告老还乡的养老者，有亲属在海外赚美钞欧元、日元英镑者，做寓公，就不用为度日操持，亦有代为亲戚看房的，做生意租房的，也有在街上做事的，有些新楼则被严密锁住，那楼是海外的东长街人回来修建，海外的东长街人在故乡营建的一个思念空间，将一腔思念用一把铁锁锁住，愈渐的浓了。然而，百年以后，新街定也会成为老街么？如他们过去将其叫做“坝上”的现在的老街。
我曾专程去珞珈山拜访了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陶梅生教授，陶梅生教授忆及儿时在东长街时的情景，他认为，那时候东长街的楼堂亭阁，戏台庙宇的书法、碑刻、绘画等，给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熏陶，人在那样的环境成长，为培养人的人文精神提供了传统养份。陶梅生教授认为，蕲州的美食对于读书人是一份滋养，油姜、丁香干子等，给人不能忘怀的记忆。
武汉大学副书记郝翔则提到东长街独特的建筑体系，东长街的每户人家，都有一条从前街通向后街的走廊，这条走廊将前门和后门锁起时，内部成为一家人的空间，家里各房则是独立空间，每家有独立后院，有水井和浴室，这种结构为读书人提供了良好环境，既通达，又独立，前门和后门打开，私人走廊也给供外人行走，方便前后街交通。郝翔认为，东长街的建筑值得人文学者研究，比如东长街店铺前门的柜台，过去是石板的，向外伸出一米，打详关了橱窗，如是路人无处居住，是可以睡在人家的柜台上的，即便是乞丐睡在上面，主家也不干涉。但是，赤翔对蕲州包括黄冈人的性格作了批评，他认为这一带的人，个人奋斗精神强烈，集体合作意识不强，所以在地方经济发展上不见成效，郝翔以李时珍为例，李时珍做过朝廷的太医院目吏，但是，当他要出版《本草纲目》时，他居然找不到出版者，只得到金陵做江湖游医，寻找出版机会。
东长街北面是莲花池，南面是麒麟山，东面是赤东湖，西面是浩浩长江，依山临水，江山浩然大气回荡其间，人居其间，就如活水之鱼，得到永远新鲜的养育。故东长街的学童，总是一拨拨考入高等学府，给东长街增添文气，据说某年海外的20余名博士，联名向中国政府申请命名东长街为博士街，此街原籍已出博士、教授百余人，由这些博士来投资助建，政府遂拨款并命名了博士街，我曾专事步量，东长街新老街合长二千零四步。
体验制度
制度是一种无色透明的东西，我这样想。我经常跟这个看不见的家伙打交道，感觉到它，体验到它，遵守着它，然它却不是一个物体，不是一堵真实的墙，只在撞着制度的时候，人方有着那种撞在水泥墙上的疼痛。
前日的晚餐，我做了一道红烧鲤鱼，喝了两杯二锅头，这原本是很好的一顿晚餐，然不幸的是：一枚鱼刺忽然卡在了我的咽喉。吃鱼被鱼刺卡，已不计其数，或咽下些饭，将那鱼刺挟持下去，或喝醋将鱼刺软化，总之是有很多种土方法。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一碗饭咽下，鱼刺仍卡在咽喉，又喝醋，喝下大半瓶醋，亦无济于事。其时已是21点，因为喉间有刺，睡觉也无法入眠，那刺真是守在一个要道，比之读书的古人那锥刺股更厉害得多，只有去医院了。
我去丰台铁路医院，这家医院离我住地不远，穿过若干胡同便到。但是，医院的门诊科室已经关门，只有住院部有医生。就挂了急诊号，去住院部。铁路医院跟大多数医院略约相同，门诊部与住院部有一点距离，门诊部是新楼，住院部还是老房子。在门诊部的走廊中拐七八道弯，出了楼，过一个院子进住院部，我是跟着一位出鼻血的病号方找到住院部的五官科医生，那位出鼻血的病人颇为严重，流血不止，然值班医生极其负责，大约处理有近一个小时，才轮上我。我当时卡得真是很难受，我以为，人生之最大不幸，莫过于有一根鱼刺卡在咽喉。
谢天谢地，终于轮到我了。医生让我坐好，问我是什么病，我告诉他，鱼刺卡在了咽喉，医生麻利地调整探照灯，戴好反光镜，让我张口，用压舌板压住我的舌头，让我喊“啊”，喊“啊”的时候，医生实际上已经举起手中的摄子，他只要往前探那么10公分，轻轻一夹，鱼刺便会出来……就只要那么轻轻一夹啊！然而，医生的摄子在欲前不前之际，在我满心期盼的时候，收回去了，医生搁下摄子，拿起蘸水笔，刷刷地填写病历：患者咽喉有异物。之后，另写长条状的交费单一张，手术费5元，撕下交给我，叫我去门诊部收费处交费。那一刹，我想起过院子，走七拐八拐的走廊，黑天暗地，我险些对医生说，医生，我给你50元现在给我把鱼刺从咽喉夹出来好不好？我实在不想忍受走去走来这么长的时间。
我没有说。我怕医生发火，我在北京整形外科医院遇过此事，周家麟教授要将我送他的松花蛋交到纪委去，当然那次不是为我。假如医生一怒，暂时不给我处置怎么办？只好忍痛到门诊部交了5元处置费，拿着收据单转身，医生毫不费事，我一张嘴，他抬手探进摄子就将鱼刺给拔出来，他举起夹着鱼刺的摄子对我说：你看……你看，就是这根鱼刺！咽喉里的鱼刺被拔除的快感不说了，我一脑子想法是，你这个医生检查时已经看到鱼刺，你只举手之劳便可将其拔去，你不这么做，你先要我去交费，你让我忍着疼痛走了这久……唉，他是遵守医院制度么？先交费后处置。如果先处置后交费呢？患者就可能逃之夭夭，假如当时先付他钱呢？这有医生收钱不交医院的可能，只有先挂号——检查——交费——手术处置的程序才具合理性，然它让我多受难了客观久，不敢咳嗽，不敢出大气，这就是制度！
制度便是这么个东西，咽喉里卡着鱼刺，检查了而暂不拔，让你忍疼交费，办齐手续，之后，方给动摄子。若不循此程序呢？那是对程序的破坏，而照此程序操作，人又着实体验到它的荒诞性。制度，就是如此让人不舒服，却又无人能够拿出取消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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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食文化（1）
大约在10年前，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关于吃的文章，我认为中国人最强烈的欲望就是吃，并且现在这个吃字，就是“口乞”组成，因此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取名《口乞》。接下来，我就背着一台286电脑闯北京了。刚到北京时，最担心吃不饱肚子，确实如此，记得住小庄的时候，天天到楼下去吃刀削面，便宜，实在忍不住时，才到馆子点一个炒菜，要一瓶啤酒，一碗米饭，那感觉真好，可惜一餐要吃十几块钱，有负罪感，担心断粮。后来，稿子发得多了，解决了吃饭问题，转而自己开伙，就讲究美食了。
自己做菜多起来，免不了想吹嘘，跟几个熟人吹嘘不过瘾，就写。当时在《中国有色金属报》编副刊，在自己版面上发，也往外投，发得最多属《人民政协报》，当时由紫訾编稿，她竟然用黑体字排，每周一篇，我自己做不了那么多菜了，开始写在外面吃的菜，就强烈感觉到吃在文化上的地域分野，差异十分大，同是凉拌黄瓜，湖北切片，切黄瓜最可见刀功，切得跟纸一样薄，搁碟子里，薄薄撒一层盐，像给清甜的日子一点咸味，所谓蝉翼之割，是那样薄的黄瓜片，有唯美成份在里面。北京呢？将整条黄瓜一拍，美其名曰“拍黄瓜”，我感觉拍黄瓜粗暴，在今年全国烹饪大赛上，有一组比赛叫游刃有余，赛刀功，主持人王小丫问我，到北京感觉印象最深是什么？我说拍黄瓜，很粗暴。王小丫说，她到北京感觉拍黄瓜很好。食文化的地域性冲突与认同十分鲜明，味觉是人最主观的感觉之一，也是经验性的，人们都认为自己家乡菜味道最好，我不知道王小丫四川老家拍不拍黄瓜，如果不拍，她接受北京食文化比我快。
可以说，最早开始的食文化写作，不是一种自觉写作，因为地方走得多，还有在地质队时代的“野蛮之食”，写了许多趣味文字，一些在吃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与想法，写得多起来，才体会到，食是中国历史和现在最丰富的文化载体，它有窄的地域性，也有普世性，跟地理、气候、农耕、习俗、移民等自然环境与人文积淀相关，中国在漫长的五千年历史中积淀起来的食文化，用一生的时间也写不完。先哲老子在《道德经》论治国，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