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见证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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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摇得电话呜呜地响，让连总机转团指挥所：“马团长吗？我是陶勇……”
一旁的崔汝山听见了，吓得一缩脖子，涨红了脸。
陶勇问马团长：“这两条兵舰为何不走啊？”
马团长也说不知为什么。
陶勇命令道：“它妨碍老子渡江，不行！好狗不挡道，你要准备轰走它们。你命令就近的炮兵作好射击准备，先用常规信号发出警告，要它们离开防区，我马上再请示兵团首长，一等批准，你们就开炮！”
陶勇听到“是”的回答就放下电话，看了看低矮的掩体和直往下流土的门板，一猫腰钻出来，拍拍手上的土，对小崔说：“别忘了，把这个掩体加固一下，注意观察，出了问题拿你是问！”
陶勇走后，小崔又接到连指挥所的电话，叫他做好准备：“全营的火炮已经对准了英国军舰，等上级的命令一下就开炮。打起来以后，你的任务是注意观察弹着点，及时报告方向、距离的偏差，以便调整命中率！”
“报告排长，刚才‘洪湖’一号首长来了。”
“他有什么指示？”
“他叫我加固掩体！”
“首长说得对，大炮不是手榴弹，你不能马虎，抓紧时间修吧！”
这个第一次见到陶勇的山东小伙子，勤奋好学，大半生都与大炮打交道，后来成为炮兵师的副参谋长。
当天早晨8时20分，陶勇报告的情况，通过兵团领导，直达指挥东路渡江的指挥员粟裕和张震，他们立即向军委和总前委发出了请示电报：
七圩港口外到外舰两艘，请示如何处理
我二十三军七圩港口外（泰兴南）本晨到兵舰二只，一大一小，上部一汉文“英”字旗号，据望远镜观察，舰上除有中国人外，并有外国人。因我已实行渡江，均已下令封锁江面。请示对该舰如何处理？是否给予轰击并建议新华社立即广播告外国舰离开长江退回上海，停泊战区范围船舰损失由其自行负责。是否有当请即示复。
当日中午之前，中央军委就有电报来。大意是：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要有区别。如果是美帝国主义的军舰来犯，就要坚决消灭；对于英国军舰则采取不打第一炮的原则，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开国之前，长江上的炮击事件（5）
等候回电的间隔是熬人的。领导层已习惯了这种揪心的等待，他们不说话，或是在烟雾缭绕中思索，或是在忙碌中排遣，总想忘掉时间。
而基层的干部战士就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他们熬不住的是沉寂。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爱出主意，爱发牢骚，个个都像诸葛亮。特别是守在七圩港的指战员，除了在鲁南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中补充了部分解放战士外，多半是山东籍的胶东兵，都是翻身农民，为了保家保田自愿参的军，政治觉悟高，渡江战役发起阶段，个个都向组织表过英勇杀敌的决心，有的还写过血书。如今面对这两条横在江里的“大鲨鱼”，都想上去捅一刀。所以求战声此起彼落，嗷嗷叫唤，如果不是干部不停地“降温”、“压火”，那涌动起来的战斗情绪还真不好控制。
再看那些舰上的英国兵，也真叫人压不住火：
洋鬼子们三五成群，有的靠着栏杆用望远镜观察我方阵地，有的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有的还吹口琴，拉小提琴，敲洋鼓，如同过节一般，好不逍遥！
战士们被舰上的情景惹得心口膨胀，脸上发烧，个个喊杀，人人喊打！
陶勇嘴上不说，但那凝聚的眼神告诉人们，他也是在忍受极大的心灵撞击，忍受着干柴烈火的煎熬。他担心的是两条军舰误了他发起渡江的大事。因为七圩港距离昨天发生战事的三江营江面有百余里，那里发生的一切，对全神贯注于渡江作战的第十兵团的指挥员来说，并不知晓。
接到陶勇电话的兵团司令员叶飞将军，心情更是难以言表。东路军渡江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第十兵团十几万人的使命与荣誉，更关系到整个京沪杭战役的得失。作为全兵团的最高领导人，面对这两艘既不打又不走的军舰，实在没有时间可以周旋了。
电话那头的陶勇还在催促：“叶司令啊，它妨碍我们渡江，你看是不是把它打掉？”
叶飞不敢贸然行事，细心地问：“兵舰上挂没挂预定的信号旗？”
“旗不少，花花绿绿的，听说是英国旗。”
“老陶啊，我看还是慢一步。军委有过命令，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它敢开炮，我们严惩不贷。我看这样吧，时间紧迫，你先命令炮六团，让他们的前沿观察所用信号联络，如果不是国民党的第二舰队，确实是外国军舰，就得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叶飞特意问到的国民党第二舰队，其司令林遵已与我地下党取得联系，准备趁我军渡江之际率舰队起义，投入人民军队的怀抱。叶飞怀疑这会不会是林遵的舰艇，怕误会起来，双方受损。
叶飞和陶勇的命令很快传到炮六团，要求所属在没有摸清英舰的来意之前，不要轻率开炮，并命令驻守八圩港以西江畔的炮三连，抓紧时间向英舰发出警告信号，敦促他们立即离开我军的防区。
发信号的任务交给了观测员曲天华。他带着几样器材，来到了七圩镇附近的江堤上，选了个突出位置，举起信号枪，向“伦敦”号方位，连放了三颗黄色信号弹。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烟，在江面上空划着巨大的曲线，消失到江中。曲天华瞪大眼睛，紧盯着“伦敦”号上的反应。可是，“伦敦”号如同缓缓流动的江水一般，没有一丝动静。等了一会儿，他只好收拾好东西，回连部向领导汇报。
开国之前，长江上的炮击事件（6）
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组织几个人，到江堤上搭起三个干柴堆，点上火。火光冲天，映红了江面。这一联络方法原是准备接应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时使用的，现在只好先用上试试，或许这两艘军舰跟起义的舰队有什么联系呢，管它呢，试探一下没什么不好……
可是，军舰仍然平静如初，没有回应。
马达卫团长再一次将电话摇到“洪湖”指挥部，报告联系情况。接电话的是二十三军政委卢胜。他询问着：“三堆火也没有反应？”
“没有。”马团长回答后焦急地问，“如果它们向我们开炮，可否还击？”
卢胜说：“我们马上报告兵团，你们等待兵团指示。”
“我跟他说。”陶勇要过电话，大声吼道，“他们开炮你还不打，等死呀？不过你们要随时报告，不要轻率开炮。”
叶飞和陶勇订立“攻守同盟”
当三堆大火腾起熊熊烈焰，烟柱在空中翻舞之时，“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终于有了反应。随着一声号令，甲板上和平景象突然消失，水兵们各就各位，两艘舰上的桅杆都升起了一面旗帜，估计是他们舰队内部使用的临战信号旗。随着哗啦哗啦的起锚声，两艘军舰开始移动，并将全部炮口转向我军阵地。
炮六团一营三连连长肖永福向全连发出命令：“全连注意，准备战斗！瞄准前面的大兵舰，一炮二炮用榴弹，三炮四炮用穿甲弹，装填！”
就在肖连长下达预备命令时，马团长又打来电话，叮嘱他们说：上级有新的指示，如果要对外国军舰开炮，必须得到上级批准。原则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不开第一炮。
肖连长向团长保证他坚决服从命令。
正当他走回指挥位置，向江中英舰观望之时，随着一声巨响，一发炮弹掠过“伦敦”号前主炮，在左舷旁不远的地方，江中仿佛喷出了一座火山，巨大的水柱腾空而起，又散落在江中，溅起无数朵浪花。
有人开炮了！
显然炮弹发自我军阵地。
肖永福并没下达开炮的命令。他脑袋一紧，心想坏了，这是谁呀？
一问是二炮长梁学路。他说他听见军舰上响了一声，以为是军舰开炮了（可能是军舰铁锚撞击舰舷板发出的巨响），便自作主张地开了一炮。
肖连长来不及说什么，盯着江面上看，就看见两艘英舰同时降下桅杆上的旗帜，拉响了火炮。炮口喷出火焰，炮弹呼啸着扑向江岸阵地，把树木和泥土掀到空中。好在三连的工事比较隐蔽，大炮没有挨炸。炮声就是命令。我军阵地也向军舰开了火。对轰中，江面上布满了烟和火。炮弹落到江里激起的水花到处散开来洒在浪头上。
已近正午。“打起来”的消息传到二十三军指挥部时，陶勇军长正在吃午饭。参谋处长贾鸿钧放下电话听筒，奔到陶勇面前，报告江上开战的情况。
“我们的人有无伤亡？”陶勇问。
“二○二团当时正在团部开会，炮弹打过来，团长邓若波和参谋长王保哲当场牺牲，团政委陈坚负伤，还有40多人受伤，包括老乡。”
陶勇一听，搁下饭碗，猛地一拍桌子，筷子震到地下。这意外的消息使他的情绪变得难以控制。浑身颤动着，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噤。
这是他熟悉的两个团的领导。尤其是团长邓若波，其英勇机智不亚于自己。他曾三次负伤，仍是打冲锋的好手。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当上了营长。1944年参加淮安车桥战斗，邓若波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巧妙地突入有500多名日寇和伪军驻守的土围子，炸毁了敌堡，将敌人分隔成数块，又亲自端起刺刀，与顽敌展开了肉搏，和战友一起，刺死了80多名敌人，迎来了后援部队。1946年，在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中，已经升任团参谋长的邓若波，在紧要关头，亲率预备队投入战斗，指挥两个突击排，悄悄迂回到敌人火力点背后，搭起人梯，越过高墙，上了屋顶，居高临下，向敌人投掷了一堆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迅速打开了一条通道，使后续部队冲进宣家堡，活捉了敌少将师长钟雄飞……
开国之前，长江上的炮击事件（7）
邓若波就是江南一带的人，他还不到30岁，就在前两天，陶勇见了这位青年团长，还跟他开玩笑说：“你马上就可以衣锦还乡了！”邓若波满眼是笑：“终于就要打过长江了，我请军长到家吃狗肉，喝花雕！”陶勇也乐了：“哎，吃狗肉要喝烈酒，怎么能喝娘娘酒！”
可是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眼里总是闪着晶亮的光的勇士，再也看不见他受了批评也会哭，但只流泪总不出声的那副窘迫可爱的样子……
就在上午，陶勇还接到过马团长请求开炮轰击的电话，但他考虑到此事涉及与外国关系，认为还是暂不开炮为好，等请示野战军粟裕代司令员再定。早知如此，真不如早开炮！
他咬紧了牙关，免得自己骂得太凶：“岂有此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英国军舰敢在我鼻子底下挑衅，胆敢杀我的官兵和老百姓！”他环顾房间，却茫茫然，他真想抄起枪支跑上江堤，朝着英舰开几枪，或者抓上几个洋鬼子就地处决！但这一刻他只能抄起电话，直接找叶飞司令员说说。
叶飞的心思跟陶勇一致，虽然中央军委对是否炮击英舰和如何掌握炮击分寸的指示尚未下达，叶飞受陶勇情绪的感染，断然下令：“开炮！给我狠狠地打！”
当陶勇将叶飞的命令火速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