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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风风雨雨一百年-第1章

小说: 风风雨雨一百年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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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文/何夕
  《季羡林自选集》全12册出齐
  《风风雨雨一百年》独家图文记录季羡林百年人生
  《风风雨雨一百年》:从私塾孩童到病榻老人的独家图文全记录
  近日,百岁老人季羡林迄今唯一一套亲定自选集《季羡林自选集》最后一册,季羡林全彩图文自传《风风雨雨一百年》由华艺出版社隆重出版。本册书的出版标志着《季羡林自选集》全集的圆满结束。《季羡林自选集》共十二册,分别是《谈人生》、《谈国学》、《佛》、《红》、《一生的远行》、《牛棚杂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赋得永久的悔》、《悼·念·忆——另一种回忆录》、《读书·治学·写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及全彩图文书《风风雨雨一百年》。此书名为###总理看望季老时对季老非凡一生的感慨;季羡林先生亲笔书写书名。自选集从2008年5月开始陆续出版,前后历时9个月。
  作为全集结束本的《风风雨雨一百年》一书,是季羡林季老的图文自传作品,本书独家披露了100多幅见证季羡林季老一百年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是迄今唯一一本真正以图文形式记录季羡林老先生这个世纪伟人的记忆与珍藏的作品,可以说是季老从私孰孩童到百岁老人的全记录,浓缩《季羡林自选集》的精华,珍藏价值极高。
  书中对季老的童年、小学、中学、大学、留学、任教、住牛棚,进医院等人生各个方面,从“我的童年、十年回顾、一个老知识份子的回忆、我和书、在病中、我的学术总结、我的人生感悟”六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详实的记述,并配以珍贵照片。是季羡林自己对自己的一次彻底的人生总结,是我们阅读这位世纪老人百年人生不可多得的读本。
  该自选集是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于一身的季羡林老先生在三零一医院疗养期间亲自编选的作品集。选集涵盖了季老的学术著述、散文、杂文、随笔、游记等众多形式。已近耄耋之年的季老对这套自选集倾入了很多心血和精力。据策划编辑介绍:“季老是在病榻前凭借听力完成自选集的大部分选定工作。”
  此次出版的自选集完全遵照季老“存真求实”的意愿,毫无删改的收录季老各个人生阶段的作品。季老在其为自选集所做的序言《做真实的自己》一文就这样说道:“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红》一书内含季老畅销名著《清华园日记》,全书记录季老解放前那段红色岁月,对当代读者有一定的借鉴和学习意义。《一生的远行》集中记录季老身在异国他乡的游学经历和见闻感受,对现代年轻认识所涉及国家的民族精神与生活文化不无裨益。《牛棚杂忆》一书是作品牛棚杂忆、书斋杂录以及病榻杂记的合集,牛棚杂忆一经闻世便畅销海内外,是记录中国“文革”的宝贵财富;书斋杂录是季老学术生涯的一个侧影;病榻杂记是先生近期作品,受到读者强烈关注。三个经典单行本合集放在一起构成了老人一生的精华。《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集中收录先生对自己百年学问人生的回忆与记述文章,是一个百年老人对中国一个世纪的真实见证。《赋得永久的悔》是季老一篇哀而不伤的散文佳作,是先生对社会、人生、学业、己身由内而外的省思、剖析文章,是一本有重要结集价值的季羡林百年人生读本。《悼·念·忆——另一种回忆录》是一位百岁老人从亲历者的角度,对已故师友的怀念文章,所念师友皆现当代大师级人物,阅读和收藏价值极高。《读书·治学·写作》收录先生关于读书、治学、写作三个方面的著述,对广大学子无疑是一次饕餮盛宴。《谈人生》因季老亲定40余篇首次问世的作品而备受关注,这亦使该版本成为目前季老《谈人生》一书的最全面、最权威版本。《佛》为季羡林佛学研究精华自选本,最权威,最经典。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佛教权威,一生对佛教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著述甚丰。面对近年来的“国学热”,季老在《谈国学》一书中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亲自拟定内容选取文章以探讨国学之精,可谓国学大师谈国学之经典版本。###总理特将此书推荐给全国青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季老最著名也最富争议的学术论文集,更是一部国学大作。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季老亲定的自选集是作为青少年普及读物而结集出版的。
  季老除了佛学、国学大师外,亦是位教育大家,一生教书育人,誉满天下。进入耄耋之年,季老于病榻之上,还不忘青少年的成长教育。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亿。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有鉴于此,季老提出“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四句话与当下青少年共勉。这四句话饱含了一位世纪老人对广大青少年的殷切期望和关爱,表达了一位学者、教育家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道出了现代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实质和迫切任务,更是季老本人近一个世纪风雨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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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序'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著名学者梁衡为选集写跋'
《季羡林自选集》跋
  季羡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又远在其学问之上。我尝问先生:“你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他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严谨的治学态度发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学问虽专、虽深,然文风晓畅朴实,散文犹美。就是有关佛学、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这些很专的学术论著也深入浅出,条分析缕。虽学富五车,却水深愈静,绝无一丝卖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园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忧国事。常忆季荷池畔红砖小楼,拜访时,品评人事,说到动人处,竟眼含热泪。我曾问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梁漱冥”。又问再有何人。答曰:“彭德怀。”问其因,只为他们有骨气。联系“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宁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忧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之。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美则应为学术界、全社会、犹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于是遂建议于先生全部著作中,选易普及之篇,面对一般读者,编一季文普及读本。适有漆峻泓先生、华艺出版社领导多方促成,于是有此选本问世,庶可体现初衷。
  

我的童年(1)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70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的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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