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家事与情事-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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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送行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我那怕化费不赀，言语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的……这幅人间关爱的图象将悬挂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我到何处，都将带给我喜悦。
……你来送行的时候，实在太苍白了。我希望牙疾是使你疲惫的部分原因，而牙疾治好后，你会觉得好些。在获悉你的音信之前，我是无法放心的。
面对着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不知道围绕着台湾的海水是否也如此碧绿中带着紫色……不久，你也将回到一个海岛上……（韦莲司，1960年10月10日巴贝多岛首府桥头镇）
这可能是韦莲司小姐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信寄往纽约，正好胡适原计划14日启程那天收到。因为西北航空公司驾驶员罢工，延误航班，胡适赶紧在寓所写了信，16日由纽约发去。信中特别说：“看到你用有力而且稳健的手所写出来的字让我非常高兴，这也是四十多年来我所看惯的。我相信，你我还有好多年的日子可以过呢！”
但是，不到半年，韦莲司收到胡适寄自台北台大医院一张明信片（1961年3月4日），仅歪歪斜斜一行英文——
I am making satisfactory progress。 Don't worry。
（病情有进步，别担心。）
胡适在这年2月25日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住了356天，3月1日，输氧管拔掉，病情缓和下来了，之后能看《词选》及报纸，便立刻给远在加勒比海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报平安。
身后
浪涛滚滚为何不歇？大海喘息为何呜咽？太平洋的黑潮终于带来了凶信：1962年2月24日，下午6时30分，胡适对他的院士同仁说着“大家再喝点酒”时突然倒下了……凶信像恶浪一样狠击了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但她苍老的心没有被击碎——
亲爱的胡夫人：
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枝头……而今，这棵大树倒下了……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1962年10月15日，胡适遗体归葬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墓园。77岁的韦莲司小姐不能越海来参加葬礼，她委托胡祖望，在她这位相知五十年故友的墓前，献上“一个小小的不显眼”的花篮，花篮里有十束花，“每五朵分装成一束，也许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类似的花朵”；此外，“我想捐一笔钱，做为你父亲文章英译和出版的费用。这件事不必说出去，就简单的汇入中研院作为这个用途的基金就行了。”（1962年10月1日，致胡祖望函）
捐赠出版基金事，尚在1959年时韦莲司就有了构想。她在当年12月11日祝贺胡适68岁生日的信中曾说“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件在我心中想告诉你的事”，“我有些不自量力，也有些犹豫，想帮你做一件事”，“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比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她认为英译胡适这些著作，需要花钱，当时她预想自己会死在胡适之前，因此她“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做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应用得当，可以用这笔款子做为开始，逐年递加，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第二年，1960年7月9日，韦莲司在给胡适谈动迁巴贝多岛计划的信中，又一次提到“我稍早提到出版（你的著作）的计划，你的看法如何？”
韦莲司虽出生教授之家，但此时父母兄弟均亡故，自己也早已退休，仅靠有限房租维持清淡的晚年生计，这几千美元的“基金”，数目并不太大，但肯定是她一生的积蓄，份量可不轻，所以当年胡适在世时，也许不忍拂她好意，也许想的更远，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没有正面答复，“容我考虑过后，再写信给你”（1959年12月22日）。以后便回避了此事。如今他不言而走了。韦莲司念念不忘，觉得祭奠于他墓前，没有比这笔“基金”更现实更有人情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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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莲司祭奠：半世纪书信（3）
韦莲司还有一份更为厚重的“丧仪”，就是整理，无条件奉献了感情无价的胡适生前写给她所有的书信。
胡适早年留学期间（特别1915年、1916年）思想感情变迁的“真我真相”（胡适语）多留迹在他给韦莲司的百余件书信中，这是研究胡适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韦莲司出于对胡适的挚爱，悉心保存、保护了胡适给她的书信。这些信件基本上分两组：1、1914年——1918年，计60函；2、1923年——1945年，计信36函，明信片、电报若干。这些信函中，最早的一封是1914年11月2日写的；第二天即11月3日，胡适与韦莲司在月光下散步，韦讲印度“月中兔影”故事——那是个多么抒情的年华。最后一封是1961年4月23日，这是胡适因心脏病第二次住院，出院后暂住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学人住宅楼（进行病后观察休养）的第二天写的。看来韦莲司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在当时，他对身边人说：“这次病好了，希望能在这捡来的十年中，做一些更实际的工作。”可见胡适对生的要求是强烈的，但天不遂人愿，只有10个月的时间，他匆匆走了。韦莲司清点、整理后，在邮寄原件之前，为保证安全，在巴贝多岛对上述信件全部进行了复印，俟（1964年）圣诞节邮局忙乱一阵过后，1965年1月初寄往台北江冬秀。
“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以外，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韦莲司在寄出这批信件后，应江冬秀要求介绍自己生平时说：“我非常希望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无非只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书信的接受者。”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颇属陈旧的故事了，但想想“一个八十岁的老小姐，整理了伴着她度过了五十个年头的书信，而今她将这批书信寄给万里之外写信人的妻子。这里头有半世纪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欢、聚、散，都伴随着信件的寄出而成为空寂！”（周质平语）
1965年以后，韦莲司孤独地面对加勒比海的“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空寂地又生活了6年，在和胡适归天的同个月里，走了（1971年2月2日）。
她一世善良，心地开阔，对己容忍，对人迁就。她享天年86岁。
陈衡哲：响应“诗国革命”（1）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月》）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飚落松蕊。
（《风》）
1916年上半年，为“诗国革命”，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笔战正鏖，被他们夹击得像“两个黄蝴蝶”中“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时，一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任叔永寄来的这两首小诗，要他猜猜是谁作的，并且骗道“是我作的”。胡适当然不会上当，回信说：“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陈女士乎？”没有错，果是陈女士衡哲。一位在瓦萨女子学院就读的才貌俱出众的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当时已是任叔永的女友。
陈衡哲，189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一个官宦人家，自幼受从政两广舅父的影响，游历广东，接受新思潮。18岁随舅母到上海，就读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为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到乡下姑母家，得到支持。1914年她应考清华庚款第一批女子留美官费生，被录取，终于冲出封建婚姻牢笼，横渡太平洋后，来到距离绮色佳和纽约均只有数小时火车车程的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c）瓦萨女子学院（Vassar College），修西洋史。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英文名字Sophia，即中文的“莎菲”。
那时，美东任叔永、胡适等一群中国留学生将原来的《留美学生年报》接编为《季报》（1914年），举任为主编。这时任叔永收到了莎菲寄来的稿子《来因女士传》。接着莎菲参加了任叔永任社长的“中国科学社”（任叔永、胡适、赵元任、杨杏佛、胡达等均为第一批社员），并为该社的杂志《科学》写稿。所以留美男生中，任叔永最早结识了陈衡哲女士，并开始追求她。
就在胡适为倡导白话文，特别坚持白话可以做诗而被“逼上梁山”时，读到了陈衡哲这两首近乎白话，意境隽永的小诗，并且写下了那封扣击心门的信。这封信，任叔永交给她了。美东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胡适这位才子如此看重她，怎么不令她倾心。于是乎自1916年10月起，两人白话书信、诗文来往，谐趣频繁，似乎同现在“网聊”那样，未曾谋面而互相仰慕——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来信时，申明”要何称。
（陈衡哲）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毛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便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胡适）
才子才女就这样“白”来“白”往地以诗传情，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比之任叔永描写凯约嘉湖倾舟（陈衡哲也在其内）诗，酸溜溜地屡“掉书袋”，多么别开生面，新鲜活泼！但他们还未见过面。后来据胡适自己说：“（1917年）四月七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十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胡适日记》1917年4月11日追记）
这是胡适与陈衡哲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的会晤，但其精彩，可谓“神来之笔”！何也？5个月，男寄女40多封信，不就是每月10封？“论文论学”、“游戏酬答”，以及他没有讲到的等等。女寄男，虽然在日记中没有记载下来，不过在被同学乡友文字夹击烽火中，从那方“阵营”过来一位红颜知己，不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么？莎菲小姐进而还付出了具体行动。她创作了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一日》，寄给了胡适。胡适这时正执编《留美学生季报》，就在第一期上给于发表了。这篇文学作品，虽然在国内影响甚微，几乎被现代文学史忘却，但它必竟是现代文学探讨时期最先用白话文创作的现代小说，是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诠释之一。以后，她恪守不成约的宗旨，“小雨点”地继续用白话文创作现代小说与诗文，虽然她已与任叔永结秦晋（1920年），但她以女性特有的关怀，注视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举动，仍执着于1917年的精神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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