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1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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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由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却也不大全面。”惠卿发言了,“首先,朝廷派使者巡视地方,至少从汉武帝就开始了。那时的刺史,周行全境,以六条标准为依据,诸如是否贪赃枉法、欺凌百姓、刑狱不公等等,专门监察郡国州县的官员。以后各代,制度虽有变迁,派遣使者巡视四方,却基本没变。譬如唐贞观二十年,太宗就派了二十二个使者,以六条为根据,巡视四方,前后升赏处理的官员不下数百人。汉武帝就开始的事,不能说不古——其实,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御史制度!而贤明如唐太宗都行之不辍的事,总不至于会有大错的!派出的使者,当然也会有受贿坏法等不逞之徒。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废弃这种制度。这里面其实有个道理,就是通过它,实现朝廷的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交叉钳制,以保证朝政的效率与公正廉明。这种监察约束制度,与是否信任任事官员,根本就是两码儿事;更与越俎代庖,风马牛不相及。何况,这次所谈的,还不是派员巡视监督四方,只是要了解掌握情况,好为变法做些切实准备,更不相干了!即便真的带些按察色彩,也无可厚非。这在本朝,也是有先例的。淳化四年二月春旱,太宗就派了八名专职使者巡视全国,查看宣抚灾情;有不法官吏,也许权宜处置。至于您说的,怕使者作威作福,或不能了解到实情,倒确实该注意。但只要认真选人,且严加要求与约束,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就是还免不了,注意随时纠正也就是了,也不需要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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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2)
“吉甫说得在理。何况,怕使者枉法生事,怎么就不怕久任一方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他们是坐主,比起临时巡视一方的,不更值得怀疑?”子厚得理不让人,还要穷追猛打。这个时候,他似乎早忘了与苏轼的友谊,更忘了对手是他朋友的兄弟了。
升之与安石怕苏辙难堪,都想着要说几句劝慰的话,苏辙自己倒先开口了,仍然顺着自己的思路:“这且不说,大人所说的巡察事宜,似乎也有不妥之处。农桑耕织,自有地方父母官管着。得人则兴,并没有一定之规,根本用不着派专职使者去调查催办。水利的事,也大体如此。至于徭役,说来说去,总还是要用乡下农民,就像做官的必须用读书人一样,怎么着都难以求全。多一事,反倒不如少一事。”
大家都没有说话,连子厚也一笑置之了。逻辑还是那个逻辑:将任事官员与现有的政策条令,全都想成了一朵花,任何监督乃至查询都是多余的,更不要说有所改动了!除了维持现状,什么举措全都有害无益。那逻辑大体已被驳倒;说到现实,相去更远,人人心里有数,连驳也纯属多余了。因为都是同事,谁也没有再朝深里想:这么简单明了的事情,他苏子由为什么就看不明白?是真颟顸糊涂,还是有意标新立异,要与众不同?
子由的意见,无论义理还是事实,既都难得站住脚,其他人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升之作了一点总结,会也就散了。由惠卿执笔,向皇上上了个折子,请求派员去各路视察,主要了解农田水利、徭役等实际情况,好寻求因应之策。皇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公亮他们也是支持的,这事就这么定了。安石又亲自选了章惇、程颢、刘彝、侯叔献等八个人,报告了皇上,也准了。朝廷为此还专门下了诏书,晓谕全国,要求全国官民人等务必配合钦差工作。一场大规模的调研访察,终于启动了。
临行的前一天,安石与升之在条例司备了几杯水酒,为各位使者饯行。安石端着酒,与每一位都碰了杯,这才说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了解、掌握情况,是第一等大事。朝廷措置,全要仰仗在座各位了!干!”说着,一仰脖子干了。
大家发一声喊,也干了。
安石叫侍候的小吏又都斟满了,再次举杯示意,说:“我对各位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大家尽可能多看看,多了解些情况,看到什么说什么,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打埋伏!二是,希望大家谦逊谨慎,不要招风,给下面带来太多的麻烦!能做到,咱们再干了这一杯!”
大家齐声答道:“敢不从命,干!”
安石又斟了最后一杯:“这一杯,祝大家一路顺风,干!”
带着安石的祝福,八位使者第二天就骑马乘船,各自上路了。他们的任务性质虽大致相同,所去的地方却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千差万别,所见自然也不尽相同了。这倒未必是一种缺陷。唯有不同,朝廷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掌握情况呵!
奇怪的是,先后回来的人不但没有什么歧见,反倒惊人的一致:全都莫名惊诧!惊诧于普遍的财竭民穷,惊诧于普遍的贫富悬殊,普遍的官员昏庸渎职,等等。这些使者,全都是有一些经历的现任官员,对于当下的政治民情,并非完全没有了解。可那大体都局限于一时一地,谁都以为只有此时此地才不幸如此,别的时候,别的地方,决不会是这样。可这一次,走一路是这样,走两路还是这样!到碰头一交流,更是无处莫非如此!仿佛突然醒了一场美梦,眼前只有无边的黑暗、岑寂与比它们还要幽深可怖的憧憧鬼影,谁能不触目惊心!
子厚为官,主要是在陕西一路。那一路,不消说,自然都是穷的。不要说小小一个商洛县穷得没法儿说,就是唐代都城长安,现如今的京兆府,也早已繁花洗尽,一片萧条了。出了城市不远,大抵就是一派荒凉。子厚并不奇怪。从晚唐直到五代十国,战乱频仍,大抵都在关中、中原,大宋建国不过百年,如何能一步登天,重新繁荣呢!何况,大宋的经济命脉早已转向江淮各路了,那里才是大宋真正的粮仓与钱库。他自幼是在苏州城里长大的,知道那里真正称得上物阜民丰,繁花似锦。他这一次,去的就是两浙、江南诸路。到了那儿走马观花一看,才傻眼了!就是苏州,也不过城里一片歌舞升平,出了城郭不远,可就穷破不堪了!这才悟出儿时混沌无知,连个第二故乡都一无所知!苏州还算好的,范仲淹当知州时还专门修过水利——疏浚五河,将太湖之水导入大海,一般年景勉强可以丰收无虞。其他各地,除少数地方长官爱民勤政,关心农田水利,还有所兴作,绝大部分地方都毫无建树。当年,范仲淹说本朝两浙生产还不如南唐吴越,自己一直以为过甚其词;现在看来,实在不是虚话。问问当地的老百姓,敢说实话的,也无不都这么说。
“最大的问题,还是兼并。各路土地,十有###入了兼并之家,农户大抵都沦为客户,只能佃耕。”子厚忧心忡忡地说。
“子厚这话不假。”程颢说,“我在江宁府上元县做过主簿与代理县令,那里稍好一点的田,几乎没有不被富户买断强占去的。为了平均田税,我还做过一些事情,强迫多占田亩的多交赋税,那些富户还很闹过一阵子,看我根本不理,这才不闹了。占田过多与赋税不均,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上元均赋税,是程颢一生最大的德政,有机会当然不免要提一提。说到自己所去的淮南与京外地区,他最大的感慨,是楚州以北的许、颍、陈、蔡等地,连同他较为熟悉的汝、洛、唐、邓等州,平畴弥望,膏腴万里,却只长荆棘,不长庄稼!这可是历来最繁庶丰美的地方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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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3)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安石问他。
“原因非止一端。不修水利,旱涝频繁;缺少一应资本;外加赋税、徭役过多、过重,叫种田人无利可图,等等,都不无关系。既有田不种,想来是弃田流亡了。”程颢分析说。
安石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何止程颢说的那些地方!就在汴京周围,出了京畿州县,不,甚至也包括它们的一部分地方在内,东西南北二十几州,方圆千万里,十有六七的膏腴之地也都无人耕种。这话,太宗时就有人说过了。二十多年前的康定年间,京西大片耕地无人耕种的情景,欧阳修也说过。这种状况,眼下不但没有根本改观,恐怕愈来愈糟了!安石虽然心情沉重,倒也并不过分悲观。掌握了情况,胸里就有数了。而且,抛荒不种虽然可怕,发展生产的潜力,不也随之扩大了吗?事在人为。就看怎么创造条件,变被动为主动了。
严酷的事实,也叫子厚心情沉重了好多天!他仿佛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凝重起来。身上那一股无可无不可的超然之气,也陡然收敛了许多,似有若无,不是熟人,再加仔细辨别,轻易间竟无从识认了!
惠卿与安石,几乎同时发现了这种变化。
“子厚这趟回来,突然变得怪怪的,大人发现了吗?”惠卿问安石。
“吉甫也注意到了?您说他是朝哪方面变了呢?”安石反问惠卿。
“这个,我说不好。好像更沉默了,更笃实了,出世的气息少了。”惠卿沉思着说,那措辞也是用心选择的。
“你的感觉跟我一样。”安石说,“就我看来,他变得更负责、更成熟了。不妨问问他,听听他自己说些什么?”
惠卿当真问子厚了:“子厚,您这趟从江南、两浙回来,好像变了一个人!参政大人与我,都有些纳闷,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心里沉甸甸的,轻松不起来!”子厚说,依然皱着眉头。
“为什么?”惠卿故意又问。
“国家最富庶的地方都是那个样子,我们这做官的能不忧心吗?”子厚望着窗外,眼神显得特别悠远,似乎又回到他走过的那些地方了。
惠卿回头看看安石,安石朝他点了点头。
“有什么想法吗?”惠卿继续问道。
“有。”子厚很干脆。
“是什么,能说说吗?”安石也插进来问了。
“就一条:国家非变法不能图存。变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子厚因为炼气,声音原本有些轻扬飘逸,这两句话却说得异常沉厚笃实,有千钧之力。
谁也没想到是这么一句,而且说得那么沉重悲壮!安石、惠卿原本平静的心境,一下也波涛起伏了。半晌,安石才故作轻松地笑道:“子厚说出这话,真是不虚此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上有皇上英明果断,下有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应该能够无往而不胜!”
这是安石的豪语,惠卿、子厚暂时也是愿意这么相信的。至于别人,可就不一定了。
一起下去巡视各地的,不还有个刘彝吗?刘彝,字执中,福州人,原来也是胡瑗胡翼之的学生。中了进士之后做官,倒也清明能干,想有所作为。要不,安石也不会选他做使者了。他去的是汴京西南几路。巡视回来,他也像变了个人。只是不像子厚变得更加坚强勇猛,倒是相反,变得完全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