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3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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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搞的呢,没啥证据能证明这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可就是发生了。于是乎,在向氏死的时候,她是完全放心、非常妥贴、彻底愉快的。
至此,鉴于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真是很强大。
这是宫里的事,再说宫外边发生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赵佶的聪明。谁都知道做好事是很累的,有时还很危险很麻烦,赵佶做起来不花一个铜板,就让全天下人,乃到于之后近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注意,哪怕后来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人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看法都没变。
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
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在宋朝人的心里,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近40年里以来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谁去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他所到之处,人们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
范纯仁要更高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军事、文学才能,但继续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
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的显出自己的可贵,甚至是唯一。
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
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负责,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
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
和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
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呆在政治漩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
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止是开创者范仲淹的一生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
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
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生永不录用。
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健康,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
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要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谈不到,要怎样工作?最后致国家于何地。
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章惇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
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呢?
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只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
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
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
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启程。随州,在现在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平淡。
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
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就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
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陈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
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了上去。
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8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
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
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
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
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
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不是公务员吗,就有豁免权吗?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处,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是杀人利器了?
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
如此而已。
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
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
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
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灵牙利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
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
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
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碟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
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儿片,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路途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
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
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
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
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
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70,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
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
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尽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
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
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远,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
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
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
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止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
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
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它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
“道德苦旅”。
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
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族,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
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
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
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飘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
令苏轼到昌化军去报到。
昌化,在今天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