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20年媒体人生:一问一世界-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吊诡毕现。但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政治演义无疑是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杨澜访谈录》迅速将“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制作计划提上了日程，并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嘉宾名单：从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到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从两国最高学府的知名教授到战略研究所的中美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哈里· 哈丁、李希光、李道豫、阎学通、西摩· 托平。
杨澜一一和这些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一流的专家学者们对话沟通，从政治、外交、学界等多个层次和视角对中美关系进行观察和剖析。
恰如汉斯· 乔治· 伽达默尔所言：“口含一词欲说之际，你必须知道，它并非一般工具那样，效用不好即可弃之如敝屣。相反，你却被它锁定在一个思路之上。这个思想来自远方，不在你驾驭之内。”一场谈话一旦进入核心地段，所谓真相大门的轮廓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因为它们总爱隐匿于所谓的灰色区域，作为访问者要接近这个区域，有时需要跨越的不仅是历史的空间，还有语言的疆界。譬如台湾问题。
那么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最复杂、最敏感，甚至最富有爆炸性的问题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真相与秘密？《杨澜访谈录》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采访对象是相当有眼力的，因为此人在1977－1981 年期间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建交过程中卡特与邓小平的中间联系人，并亲自出使北京，最终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谈起当年签署第二份《联合公报协议》，双方为何要将“对台军售”问题放在一边时，杨澜提问说：“你们是不是原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样的话，很多其他问题就可以避免了。”此时的布热津斯基立马反问道：“怎样解决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杨澜不置可否，回答“我不知道，你是……”的时候，布氏给出了答案：“我们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同意双方保留不同意见，是的，我们向中国政府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宣读《联合公报》的那一天，我们也这样告诉他们，我们对协约的理解是：我们同意终止防御条约，但是我们依然保留在历史过渡期对台出售武器的权利。”
真相（5）
作为中美上海公报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年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方法是“求同存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基于对付来自北方的危险，建立统一战线的国家利益的融汇，才有了互相的妥协，两国政治家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逾越”了“台湾问题”这样一个难关，而实际上台湾问题就是暂时地被搁置了。无论是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面对面探求真相，还是聆听国际政治领域专家的深度观点，杨澜个人的观察总是有着英语语言专业上的敏感。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她关注到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方用recognize 这个词，后边谈到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则用了acknowledge 这个词，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两个都是承认，但是acknowledge 在英文也可以翻译成认知，意味着“知道有这么一个现实”。类似于这样在语言上的不同运用，成为《联合公报》在法律文本上的灰色地区，对于它们的不同解释，也成为双方各执一词的一种来源，或者是一种依据。
大到实用主义的传统思维，小到修辞语义上的微妙差异，跨体制、跨文化之间的沟通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而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交流瓶颈，《杨澜访谈录》致力于做的事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亮出这只瓶子。
2001 年11 月，在中国“入世”前夕，WTO 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采访。回顾中国“入世”的艰难，他打趣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 Long，所以外国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16 年的谈判生涯，失望与惊喜并存，挫折催熟了成果。其中最令龙永图感叹的是，在最初6 年里，“入世”谈判的焦点竟集中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上。1986 年，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方给出的定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是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如何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明白？
杨澜：“商品经济”，英文怎么说呢，美国人能理解吗？
龙永图：modity economy，英文他们搞不懂。
中美两方的“入世”谈判就像是在自说自话。对于中方翻译过来modity economy，美方谈判代表根本无法理解。直到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谈判代表终于找到了一个打破对话迷阵的缺口：将“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可是“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主义的”限定词，仍然让对方迷惑不解。他们不知道何为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杨：那么这个定义他们就能够认同吗，“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呢？
龙：我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更注重social justice，注重社会的公正、公平，所以我们中国一个方面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搞社会保障体系。
Mr。 Long 的解释最终得到了美方的认同，双方的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语言哲学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边界，是我世界的边界。”游走于两个体系之间做一名沟通者，语言的能力是具备超越性对话的关键因素。杨澜记得当年自己考大学前夕，本打算报考艺术类或者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经过许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父亲最终帮她做了一个决定。父亲告诉她：“你还是去学英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于是，杨澜选择了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
直到现在，杨澜都深深感谢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抉择给予了她语言的优势，并因这个优势得以走进电视主持行业的大门，又在今天《杨澜访谈录》的对话平台上，与东西方的各路精英们谈古论今，从容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杨澜以对话者和沟通者的姿态推进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让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逐渐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随着工作的开展，杨澜越来越感到，掌握母语之外的一种语言，绝对不仅仅是获得了一种学习工具，而是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被引领着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
昂贵的“原创”（1）
……
坚守高端标准与完美质地，是杨澜对于节目质量线的苛求，也是骨子里追求卓越职业理想的信念使然。每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公布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从大学时代起就吸引了杨澜的关注，那些既有着好的故事，又有着好的语言的作品被杨澜视做很棒的精读文本。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每次路过新闻学院的入口处，在普利策半身青铜雕像前，她常常放慢脚步。作为哥大新闻学院创始人的普利策将媒体人比做“社会守望者”，所创设的普利策奖代表着美国媒体界的顶尖成就，也被全球媒体从业人员誉为新闻界的“奥斯卡”，他将一份探询真相和追求卓越的执著留在了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成为教授们向学生推及的专业案例，来自母校的专业训练也更加强化了杨澜追求完美的一面。无论是对阳光卫视的原创节目，还是外购节目，她都坚持着一贯的精致路线，而对于亲自打造的《杨澜访谈录》更是精益求精。
杨澜的精益求精对于节目的编导们来说却不是件美妙的事。2001 年7 月，刚刚进入《杨澜访谈录》的金嘉楠从助理编导做起，任务就是协助正式编导收集嘉宾资料。对于收集资料的量，节目组有着明确的规定，就是至少提供50 页A4 纸的信息，量够了，质也绝对不可以放松，若中间有重复的信息是不算在其中的。50 页的信息包括采访嘉宾之前的专访、新闻报道、书籍、作品等等，简直是对嘉宾的“一网打尽”，但这些被收集齐整的信息往往被杨澜评价为“内容泛泛，没有亮点”。
学会寻找和发现人物亮点的过程，是助理导演金嘉楠成长为正式导演的过程，也是她被杨澜的价值观洗脑的过程，那就是要学会对一个人的还原。人都不是完美的，还原不是简单赞美式的描述和概括，而是带着独特的人生感悟，去解读嘉宾的内心成长。为了发现杨澜所说的这个亮点，用心的金嘉楠不再刻板地收集50 页资料，而是注意在50 页的死文字中发现活的细节，连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为了准备2002 年4 月对台湾音乐人李宗盛的访问，金嘉楠几乎收集齐了两岸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并同时在百度、谷歌上面持续搜索，临近搜索终结点的时候，她忽然在一篇私人博客上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为了帮助歌手娃娃出专辑，作为音乐制作人的李宗盛把自己的奔驰车给卖了。于是她将这个细节提供给了杨澜。当杨澜拿这个问题询问李宗盛时，他感到很是诧异：“嘿嘿，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一个动人的小细节却勾起了李宗盛的一番大感慨：“因为我很疼爱我的歌手，我觉得我们俩是在一条船上。我认为歌手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我如果能够做成了，这个男生，作为一名歌手，他的生命就可以改观。只要我做对一件事情，只要我写对一首好的歌。”一场面对面的谈话交流，正是有了这样平实又真切的细节参与，才有了谈话节目的情感亮点。
在《杨澜访谈录》的成长之路上，对“串场”的讲究是很有说头的。早在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期间，两个人面对面的干聊在港人看来是很无趣的，为了加快谈话节目的节奏，也为了增加节目的好看度，杨澜和她的团队在“串场”上下了一番工夫，或是增加主持人的出镜，或是插播外拍小片，戏剧性的故事和具有冲突感的细节就好像是味素，被洒进稍显乏味的清谈之中。如此的方式被《杨澜访谈录》继续延用，并不断以新的内容构成串场，使得串场所承担的功能也日益重要。若将谈话的行进比喻成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串场就好似一面突起在河面上的大坝，在这幅浪花激荡的人生断面上，呈现出的是有机叠加的时代背景，抽象升华的人生感悟，牵动人心的戏剧冲突，越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串场”，嘉宾的心路历程才会被一场谈话节目描摹得立体深刻而又生动好看。串场在一档谈话节目中通常由“主持人亮相”或“旁白”组成，表面上看只有数百字，但对于欠缺生活阅历或者深度思考力的年轻编导来说，称得上是一根可以压死骆驼的稻草，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杨澜对人物的快速分析和提炼能力。 。。
昂贵的“原创”（2）
如果说资料搜集考验的是编导笨功夫基础上的用心发现，撰写节目串场需要考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