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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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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江东下时,洪秀全乘龙舟,列巨炮,树黄旗,上张三十六灯,舳舻相接,数十里不绝。及攻下金陵,洪秀全在十万人簇拥下、坐十六抬大轿入城。全城实行“圣库制”(公有制),天下之财,尽为我有,何其尊荣?不久,“天王府”建成,周遭十多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固若金汤,金殿饰以黄金,后宫绘以五彩,堆金积玉,美女如云,其奢靡工巧,远逾北京的紫禁城。据《江南春梦庵随笔》载,洪秀全的王后娘娘下有爱娘、嬉娘、妙娘、姣女等十六个名位级别,共二百零八人;在二十四位王妃下,有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级别,共有九百六十人。这有夫妻名分者,达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外加王宫内女宫一千二百人,专供洪秀全享受的女性已有二千三百多人!?輥?輲?訛 天王之乐,何减桀纣?有人指上书为“伪书”,但在这方面,夸大不多。金陵破,洪秀全子洪天贵福外逃被俘,交代其父有八十八个“母后”,当不谬也。这个小太子在九岁时已娶妻四人。“东王”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享受上处处向“天王”靠拢。“天王”出宫,乘六十四抬大轿,他则要乘四十八抬大轿;“天王”的“娘娘”多,他也要选美纳妃,累计册封六十名以上;“天王”出行仪仗宏大,他的出行仪仗,一字长蛇阵,多达数千人。“天王”后宫厮役过千人,他要一千七百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7)
面对洪、杨之流的超级堕落,谁还能再用“小节无害”为其辩护?
  比之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的巨大创痛,洪秀全与杨秀清们的享乐,是一种背叛。洪秀全与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领袖的背叛”,被他们发展到了极致。背叛了追随者,背叛了他们的革命;当他们彻底背叛了原初鼓吹的“革命”时,他们个人的“革命”随即宣布成功。还有比这再大的讽刺吗?还有比这再大的真实吗?套用《红楼梦》“好了歌”形式,我们可以对洪秀全们的革命作如下咏叹:“世人都说‘天国’好,只有‘享受’忘不了。千人万人搭天梯,谁见一人上凌霄?”
  或许真的知道上不了“天国”,洪秀全们才抓紧安排自己尘世的享受。
  领袖人物的享受,是由崇拜领袖的庸众侍候的。所以在洪秀全一歌两训这批神学教材的熏陶下,太平军战士意志里多了一份“神性”使命。相比之下,“太平军”比“八旗兵”、“绿营兵”更具战斗狂热。
  “神性”也罢,“狂热”也罢,都属于意识形态,看不见,抓不着,洪秀全们不全放心。因而,除意识形态的灌输外,太平天国领袖的治军之道还强调“置之死地”这一招。至于能否“后生”,那要看兵士们的福分造化。
  毁家相从,断绝后路,这是第一招。初期尤甚。那时的“团营”成员,都是先放火烧了自家房舍,卖了田产,赤身赤心投向“拜上帝会”的。无恒产,无恒业,哪里还会有恒心?有的,只是奴才心、流氓心、侥幸心。
  留满发,变“长毛”,以示区别,这是第二招。独特的体貌特征,让“太平军”战士与清朝的百姓势如冰火,即使士兵开了小差,也逃无可逃。
  严军纪,滥诛杀,以苛治兵,这是第三招。太平军军纪极严,“如十人出战,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继进不敢退,退者立斩”。 兵士如奴隶,人人自危,只有服从与卖命。再如排单行行军,有出行者即杀。
  关键时刻,施以小惠,这是第四招。极端放纵的例子是允许屠城,允许强掠,允许逼良为妻。全州屠城,见于前文;武昌陷,太平军亦屠城三日,杀军民逾十万人。 天国中期,“天京”被围,杨秀清为了激励斗志,便强令“天京”15至50岁的女性嫁给太平军战士为妻,有不从者即杀。单是为抗拒这种变相奸淫而自杀的“天京”妇女即在万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结果是纵杀纵淫,这“革命”如何赞美?
  总之,太平天国的领袖仿效田单驱火牛入阵的战法,仿效项羽破釜沉舟的战术,将太平军战士视若会说话的战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军战士真的为他们创造了势如破竹的战争神话,神话只哄骗幼稚者。本节,仅就太平军战士的前期牺牲作些提示,而在后期,“神话”破灭,“权威”消失,太平军土崩瓦解。西进,北伐,全部送死,守卫天京,一律丧命,这又与洪天王的“太平”许诺背道而驰。
  太平军“造反”,清军“镇压”,各自立场不同,所以对战争的定性亦不相同。“正义度”的评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兴亡”为基本参照,相信还有商讨的余地。历史事变既不能保证每一个“造反者”都将“造反”兑换成个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证每一个“镇压者”都靠“镇压”实现权力及权力体系的永久安定。这正像矛与盾,不能两立,不能两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经过“造反”与“镇压”的一轮较量,灭者自灭,衰者自衰,何止是两败俱伤呢!这呼应了那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的诱惑,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内部矛盾、构建社会平等上的简单化与非理性。一场内乱,绞杀了强梁,成全了英杰,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则被割草机碾压一遍。如果进入时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当一名天国战士或天京臣民,腥风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重蹈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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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
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疆场立功,本是武将的事,济难救国,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们推崇“书生”与“民兵”,且提高到为国立功的极限,确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实的。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为洪秀全们遗憾。他们设想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全力北伐,便极有可能一扫淮北,再渡黄河,直捣幽燕,将满族统治者赶出长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国”兴。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这六朝香粉之地便扑倒身子开始享受,坐失战机,导致失败。
  “半力北伐”与“全力北伐”结果当然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太平天国皆无胜局可言。
  这一判断,已经落在历史事实的后面,因而从理论的预见性上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历史的事变之后,特别指出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民心向背的分析。长话短说,即太平天国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与人民响应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队伍骤增,“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军便扩编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强,武昌东下时,太平军扬言已有五十万众。这大抵是太平天国的军民队伍总数。而北伐之战,部队越打越少。这对太平天国的全国性胜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碍”。这话题,暂放下,许容后补。
  与一些史学家的估计不同,吾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王朝的“民心”未丧,“官心”未乱,所以国家权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与少数造反的“民”摊牌较量一番。得民心转危为安,失民心中途垮台,这便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命运逆转。
  先说说“书生”。
  书生的理想,坚定而明确,即“读书做官”。说到“读书做官”,多数人归于科举制的诱惑。这只是“显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国的“文官政治”或“劳心者治人”。
  在历史的发展中,“读书做官”是个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国家统一的理性条件。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书生们借读书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书生”。十年寒窗,读破了经书;州府应试,跑破了鞋底,都是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劲,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间,连续四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皆铩羽而归,一无所获。绝了功名之念后,洪秀全才弃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先分庭抗礼,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读书做官”的反面。
  俗语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连“秀才”也没考上,却起名“秀全”,居然称孤道寡,这似乎又显示了一些“书生”功利至上、无所操守的一面。
  与“造反”的“书生”相对立的,是仍然怀抱家国忠诚的“书生”。这是“书生”中的大多数。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帜下,“皇帝派”的“书生”大量集结。从“书生”的分化与相互较量的角度反观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有“野心”的“书生”与有“忠心”的“书生”在进行超出个人层次的比拼。“农民”云者,“群众”云者,皆为“书生”棋局中之红兵黑卒而已。
  更进一层的反思是:在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宣传判定后,清醒的历史思维千万不要忘记“书生是较量的主角”。
  在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书生”是主角,是谋主,是儒将,是功臣,是英烈。在“考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谁能想到,是“造反者”成全了“忠君者”呢?
  非常之时,出非常之才;非常之难,发非常之策;一个老大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用人制度的大调整,这则证明了清政权“活力”还在,“气运”不衰!
  曾国藩,在改朝换代的变迁中,百年间经历了“打倒扶起来”的翻覆,是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近年,读书界有“曾国藩热”,曾氏大名又响彻天地间。他的“书生”本色,是很显著的。因为考虑到他的“京官”背景,暂置勿论。
  第一个“立功”的“书生”,应推江忠源。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谥忠烈,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后赴京会试,却屡试不售。好在他仪表堂堂,气冠群伦,终被考官以“大挑二等”选任县级教谕之职。倘若江忠源的家乡不在湖南新宁,倘若不是生逢乱世,江忠源或者要文章终老,寂寂一生了。
  机遇出现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宁黄背峒青莲教首雷再浩聚众起事,骚扰一方。江忠源正好回乡。出于保民护乡的目的,也出于靖乱报国的信仰,江忠源组织乡民,结成团练,得数百之众。侦知敌情后,他率众突袭之,一战而胜,生擒雷再浩。“文职”而立“武功”,江忠源做出一种尝试,或树立一个榜样。这次办团练,也成了湘军建军的先声。这次立功,江忠源被授七品知县衔,奉派去浙江秀水赈灾济民,代理县政。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氏在秀水任上以治盗缉匪为能事,曾擒巨盗十数伙,一县大治。由此为浙江巡抚吴文镕重视,待以国士之礼,并补丽水知县。如果他一直在浙江混下去,至多是当个小“循吏”,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新机遇出现在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崩,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荐贤,他想到了江忠源。曾、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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