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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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文集》第4卷第117页）周扬的这个意见在当时可谓大胆之言。今天，人们可以放心放手地去写皇帝，那时是不行的。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中，“白脸曹操”变成“红脸曹操”，为曹操翻案，当时有些人还有点不大好接受呢！在周扬看来，题材的窄，反映了思想的窄，反映了思想的片面性。解决这个问题，不简单。
丰富的历史经验，深刻的理论修养，使周扬认识到“政治上求同，艺术上存异”是做好文艺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1961年6月，他在与日本作家的那次谈话中回顾与总结我党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时说：“艺术上和理论上的分歧采取互相讨论的方法，我们认为比较有利、比较合适。不要因为艺术见解、理论和世界观的不同，就把能够站在我们方面的人推到敌人方面去。”
“艺术观点的不同也要具体分析。一种情况是资产阶级艺术观点与无产阶级艺术观点的分歧。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呢？这是因为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还在探索，还在讨论。”“艺术观点是如此，艺术风格更是多种多样，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在风格上也是不同的，这个差别是允许的。”（《周扬文集》第3卷第370－371页）周扬说，这些原则说说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我们也犯过错误。什么错误，他没有具体说。但人们只要想想多年来文艺界所进行的那些斗争、批判，哪一个真正是敌人呢？可以说，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甚至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不同观点和意见之争。但我们对此却没有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而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斗，甚至当做敌对意识形态来声讨。姚文元在他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批判说“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至少在几点上，比如说，周扬同胡风一样都认为“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都反对写重大题材，主张在“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都认为“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都主张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等等，在这些关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规律的重要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和看法都是一致的。周扬就在这次同日本作家谈话不几天以前，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这段话被姚文元抓住在他的文章中好一顿恶批臭骂。现在不必去推测此时的周扬对胡风、冯雪峰等人的冤案到底怎么看，但至少可以说，他对胡风是有分析的。他在《十条》开始起草时就对起草组同志说过几次运动不要写了，这是否反映出他对这类问题有了某些与当初不尽相同的认识呢？
一件不能不说的事情是，在这段时间中，周扬对“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的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接连不断的批评。这个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据说是林彪杜撰和鼓吹的（见《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379页、《当代中国电影》上第224页），但笔者未能查到原始出处，语出何处存疑。这个所谓“创作方法”在当时很流行，影响很大。周扬早在1959年6月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批评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他说，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叫做“三结合”，真是笑话！作家那么容易当呀？那还要作家干什么？只要训练一大批秘书好了，你讲出来，他就会写，写了以后，群众再来补充生活，多么省事。如果那样，作家还有什么可贵？周扬强调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不是报纸上面的思想。所谓自己的思想，就是说要你去观察各种事物，观察各种人，经历各种遭遇，然后形成你的思想，你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它是合乎党的思想的，又是丰富党的思想的。（《周扬文集》第3卷第112页）1961年2月，他在上海电影界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又说，主题思想是不能由别人给的，任何时候都不能由别人代定，只能由作家自己确定。其实不只创作如此，做其他工作也是一样的，一方面要根据党的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在党的政策指导下了解、分析自己的那一个部门的实际情况，然后在自己的思想里做出结论，这才是对的，这样才能够做好工作。 。。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7）
倘若只能够把上级的政策向下面念一遍，那还要我们这一层干部干什么，用一架留声机就够了。领导对于一个作家，只能给指方向，告诉他用什么方法去观察，而作家必须有了自己的思想才能动笔。把“三结合”释解得很庸俗，认为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这怎么行呢？先有一个别人代定的主题思想，然后下去搜集材料，那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创作的规律的。（同上，第182页）
同年3月，他在同电影《鲁迅传》有关创作人员的谈话中又说：“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当然是很好的，但这样还要你这个创作家作什么呢？”他认为作品的思想决定于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作品的思想是作家观察生活研究生活得出的结果，是不可能预先确定的。领导上只能向作家提出一个观察生活的范围，但最后得出的思想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领导的思想，也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思想。作家的思想只能靠自己去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观察、体验，然后通过作品写出来。（同上，第286－287页）同年4月，他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具体指导创作的时候，往往首先要求确定“主题思想”，似乎没有体验生活以前就事先定下了一种“主题思想”，然后依据这种“主题思想”，到生活中找些材料就行了。作家创作如果既不要生活也不要思想，还成什么作家？如果这样，叫他“记录”，叫他“文书”好了。（同上，第293页）同年7月，他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再一次批评说：“‘领导出思想’，好象作品的思想是别人可以给的。思想就是要想，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要经过调查、研究、思索才能获得的。作品的思想只能是作家经过深入生活反复观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作家对生活的评价和判断。”他认为现在有些作品中的政治性思想性是外加的，不是有机的，所以作品成了死东西，作家自己没有思想，作品不是作家的血肉，可以随便增加和去掉。他主张，“现在应该提倡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对生活有自己的评价，并把这些具体地体现在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之中。”（《周扬文集》第4卷第55－56页）以上所举的周扬对“三结合”创作方法的批评，可以肯定地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62年3月陈毅在著名的《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愤怒地嘲笑了这个“三结合”的所谓创作方法。他说：“请问：作家就没有思想啦？领导就可以包思想啦？群众出生活，作家就没有生活？领导就没有生活？领导就死掉啦？作家出技巧，这个作家就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呀？不晓得哪里吹来这么一股歪风！”（《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41页）对于这个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批评，就是对艺术创作特点和规律的重视，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持。“左”的东西是一个顽症，绝不是哪一个人或几个人攻一下就可以克服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
中，“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大行其道，恶性发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鼓励个人独创性，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周扬的上述思想，在《文艺十条》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体现。
文件经过修改后，于8月1日再次印发各地征求意见。
文件指出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是：“文艺创作和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还没有达到人民所希望、所要求的高度；创作上自由竞赛和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生动活泼的风气，还没有很好地形成。这主要是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执行不够，有些同志不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根本政策，而把它理解为只是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手段；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忽视艺术规律，采取不适当的简单方法，有时甚至胡乱指挥；文艺批评和学术批判中存在着简单粗暴的现象。”文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10条改进工作的意见，主要是： 一、正确地认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件尖锐指出，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简单地看成只是配合当时当地中心工作和宣传某些个别的具体政策，忽视和抹杀艺术的特点，把政治和艺术等同起来，这样就妨碍了文艺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妨碍了文艺作品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助长了千篇一律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文件对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作了宽泛的解释，指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的文艺，应当培养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和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增长人民的知识和智慧，满足人民艺术欣赏的要求，丰富和提高人民的审美能力，帮助人民改变缺乏文化的状况，“凡是能够满足以上任何一个方面的要求的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要充分发挥文艺的上述作用，就不但需要为人民创作更多更好的新作品，也需要让人民享受前人所创造的文学艺术的优秀成果；不但需要描写当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也需要描写近百年来、特别是近40年来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描写我国各族祖先艰苦创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帮助人民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条最广阔的道路，不应当缩小为只是配合当前的某一###。“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它会限制文艺作品的多样化，引导创作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政策概念出发，降低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8）
文件还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轻视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是错误的。但是，把创作中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世界观甚至政治立场问题，把政治和艺术、世界观和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