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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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在那时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果丈夫提出要终止这婚姻关系，叫做“休妻”，那就意味着妻子有了某种重大的过失，于她是很有损名誉的事情。鲁迅虽然不爱朱安，但是如果提出离婚，就会给她很大伤害。他知道，她也是旧习惯的牺牲者，是不幸的人。因而决心“陪着做一世牺牲”。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的道德面貌。
这一不幸的婚姻折磨了他二十年。他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那时鲁迅已经在###做官，已经在大学任教了：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都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这里，鲁迅直率地说出了“独身的生活”。这一点也立刻得到了在近处观察了的孙伏园的认同。这大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的有名无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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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3）
毫无疑问，这一婚姻给鲁迅带来了很长久的痛苦。不过这痛苦是得到了补偿的。一个人在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多馀的精力就有可能用到事业，用到思想上去了。正好是孙伏园看到的这些年里，鲁迅参加《新青年》的工作，给《晨报副刊》写稿，给《语丝》写稿，和《现代评论》派斗争……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化痛苦为文章，化痛苦为思想呢？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的一段引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在谈到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文学活动的时候，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题BSz夫人照相的诗：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引文之后，鲁迅接着说：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在婚姻问题上，上帝是苛待了鲁迅的。不过倒也好，这也就造就出了一位不世出的思想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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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1）
婚事办过，鲁迅又要去日本过他的留学生活了。正好二弟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上年冬天到北京通过了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只是因为近视不能学习海军，在学堂里闲住了半年，这时改命学习土木工程。于是，1906年夏历九月，两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到了东京，就到鲁迅原先住的公寓伏见馆住了下来。
周作人在《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中谈到过这一回初到东京时候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同鲁迅往东京去，有在南京相识、在做革命运动的朋友寿州孙竹丹，托我带两样东西，说是亲戚吴家有女儿吴弱男在日本留学，这是带给她去的。这是一把黄砂的茶壶和一件羊皮背心，叫我送给宫崎寅藏，请他转交。……我因语言不通，地理不熟，不能去送，乃由鲁迅代去，找到宫崎滔天，谈得很是投机。过了两天，他到神田小川町的《平民新闻》社去访问，这是社会主义者所办的报纸，红色的大门，大概宫崎滔天也是在内，所以约他在那里会见。那报的主笔是堺枯川（利彦），那时也相见了。他们还出版有《社会主义研究》，一种杂志似的刊物，红色纸面，很是鲜艳，鲁迅当时买有一套，大概是六册，内容已记不清，只记得其中的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译本。
这里说的宫崎寅藏（1871—1922），号白浪庵滔天，与孙中山、黄兴等人过从甚密，所著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在中国很有影响。堺利彦（1871—1933），笔名枯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先后参与了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这次偶然的交往使鲁迅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
鲁迅重来东京以后的情况，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也是这样说起当时的情况：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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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2）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维支。日本的，是夏目潄石和森鸥外。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鲁迅谈到他送给白莽的两本裴多菲的书：“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引者按：即前引周作人文中所说的“瑞克阑姆文库”）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
鲁迅、作人兄弟在伏见馆住了些时候。那里还住了几个中国留学生。鲁迅对他们的印象不怎么好。志趣不同，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的。就是在公寓里洗浴，也要争个先后。鲁迅不想住在这里了，就在1907年6月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了。搬到这里以后，跟同乡的的几位革命家来往就多些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
这中越馆原是一家人家，因为寄住了三个房客（鲁迅、作人兄弟和但焘），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论，就给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越馆三》中回忆说：
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在这四五年中间，中越馆这一段虽然过的也是穷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萧散了吧。
这里说的陶焕卿名成章，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龚未生名宝铨，章太炎的女婿。陈子英名濬。陶望潮名铸，号冶公。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人。
关于同陶焕卿的交往，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有更生动的回忆：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画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