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百年的新疆探险史: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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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500名精兵。当穆罕默德·夏克尔挥师东进时，于此中了埋伏，不幸战死。后续部队把伏兵杀个干净，只跑了一名士兵，他们匆匆把死者安葬在他战死的地方，从此，这儿才被称为库木拉巴特。据说，穆罕默德·夏克尔在重伤时，为了不连累他人，用战刀亲自剖开腹部自尽。腹部刚剖开，立时飞出一公一母两只鸽子，那是他的心脏所化。从那时起，这个和阗的门户就一直为成群的圣鸽聚居之地。
1895年底，斯文·赫定路经此地，见到成千灵鸽在此翔集鸣叫，掩天蔽日，鸽翼成云。行人主动用包谷喂这些无主的野鸽，据说，这是很古老的风俗。当人们喂鸽子时，鸽子很安闲大胆地落在人们的肩头、胳膊上，有时连帽子上也站着鸽子，当地人甚至认为，猛禽如果吃了这里的鸽子就必死无疑。在路边，竖着挂满布幡的长长的杆子，那也许是鸽架，也许是招徕鸽子的幌子。
斯坦因数次到过鸽子塘。他曾冒被鸟啄之险去参观了作为鸽笼的木屋。他也依从当地习俗，亲自给鸽子喂了食。斯坦因是“鼠王版画”的发现者，见到“圣鸽”如云，他马上联想到《大唐西域记》中关于“鼠壤坟”的故事，认为圣鸽代替了神鼠，表明于阗国西部边境有一种十分特殊的崇拜动物的习俗，并暗示，这儿原来就是“鼠壤坟”，只是由于宗教的改变，才成为“鸽子塘”。当他完成了在和阗的探险返回喀什时又路经这里，他再次亲自撒下不少鸽食，并为自己这一来一往7个月间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万分欣慰。
谢彬是在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后路经鸽子塘的。
驿马小憩时，谢彬亲自考察了该地。当地建有一组房屋，都是作为鸽舍而存在的。鸽子数以千计，有像公鸡那么大的老而无毛的鸽子，当地人视作鸽神。在鸽巢边有个古井，为怕被流沙埋掉，特为井口建了一个土屋，而浮沙聚积在土屋附近，几乎与屋顶一样高，不认真找，就发现不了这口井。附近有几处颓房，5个坟包，由星星点点的胡杨，把这些地域勾结成片。
谢彬特意向当地居民和向导询问了有关鸽子塘的历史背景。他的收获是：据说清军将领兆惠在平定西域时，曾挥师至此，迷失道路，后来得到鸽子指引，才找到正路。于是兆惠就在附近划出一片土地专种鸽粮，并为之凿井建巢。到清末左宗棠部将董福祥（即折毁和阗赴藏小路者）追剿叛军至附近，全军饥渴难禁，但在附近凿井十几处，都挖不出清水。突然，有鸽子飞经此地。有经验的人指出，鸽子在沙漠中，无水必不能生存，只要随鸽子找到它们的老巢，必有水源，后来果然如此。所以，等战事一完，便由左宗棠亲自批准，扩大了鸽粮地亩，以酬其功。
二、佉卢文秘史（19）
到谢彬路经时，在哈拉哈什村，还有专门的鸽粮地700多亩，由7个阿訇分种，收成不交赋税，专作鸽食，并轮流由1人在这儿散发鸽食。听了介绍，谢彬心想，随驿路南移，这一带已颇荒凉，单行过客路经最容易迷失道路，而不分日夜有鸽群出没，鸽铃、鸽哨响彻云天，等于是行人的向导，所以人们才特别乐于散给鸽食，那也是解除旅人寂寞的一大乐事，人鸽也才相安无事地在此聚会。
鸽子塘今地在和田专区墨玉县扎瓦乡，距乡政府所在地扎瓦镇以西十几公里处。1984年夏天，我曾专门去寻访古地，但那儿如今不但没有人定居，连地名也不存在了，1985年出版的《墨玉县地名图志》甚至没有将“鸽子塘”或“库木拉巴特”之名收入书中。除几间破房仍在，时有野鸽翔集，其他都面目全非，均成荒沙主宰的死界，连那个占地700亩，专种鸽粮的哈拉哈什村亦被沙海湮没。而那个塔里木南缘的交通干线，早被迫向南方移了约10公里远，古道时断时续，只能看出个大致的走向。古道两侧，都是切割不断的大漠，那个圣徒穆罕默德·夏克尔玛札还存在于沙包之间，但见不到守墓人及朝拜者。
前些年，有人曾在鸽子塘附近的沙漠中发现了一处从未见诸记载的古迹。而据我所知，谢彬是其地最后一位写下目击记的路经者，他的记载，是关于鸽子塘内容最详尽的一篇，不光资料丰富，而且描述准确。
和阗不欢迎闯入者
1928年2月19日，特林克勒一行抵达了和阗城（即今和田市）。
3月3日，在圆城阿克斯皮勒（“白墙”）一无所获。特林克勒有点沉不住气了。他立即转赴著名的热瓦克寺院遗址。
3月7日——4月4日，在这气势恢宏的古庙挖掘了近一个月。其间他本人并没有一直待在发掘现场。
3月中旬，特林克勒会合了博斯哈德，并一同抵达于阗王国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丹丹乌里克。3月22——25日，他们在丹丹乌里克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所获颇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寺院群中一个有壁画的寺院，他们像同胞冯·勒柯克一样，肆无忌惮地从寺院揭取了所有有价值的壁画。——这些壁画当然也归德国不莱梅海外博物馆。但在“二战”时“盟军”空袭期间，绝大多数毁于战火，只留下一组精美的照片为证。
离开丹丹乌里克，特林克勒自己又骑马考察了和阗河岸的著名名胜——玛札塔格。这是1928年4月2日的事。
到1928年4月4日，中国地方当局明令禁止特林克勒探险队在和阗再从事任何挖掘。
6月，特林克勒、德·特拉、博斯哈德在喀什噶尔聚齐，再次申诉又被拒绝，所有攫获的文物均被官方扣压。特林克勒和德·特拉只得经昆仑山口回印度。仅留下博斯哈德做善后。1928年从6月到年底，博斯哈德发挥了商人的潜能，经无数次谈判，时而怒目相向，时而握手言和；多为软磨硬泡，偶或私相授受，把整个喀什噶尔政界搅得不得安宁。决定最终做出：这批文物一分为二，一部分“赠给”特林克勒探险队，一部分充公。而充公的大部分，又由博斯哈德私下向主管官员“赎回”。
1928年12月5日，博斯哈德终于和数十箱文物一同首途，经苏俄回国。
而特林克勒一行在1928年6月16日离开喀什噶尔，7月2日离开叶尔羌（即今莎车），7月7日离开哈尔噶里克（即今叶城），走向昆仑山的克里阳河谷。8月17日中午，特林克勒的驼队进入拉达克首府列城的集市，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
二、佉卢文秘史（20）
一回到国内，出版商就约特林克勒写了一本通俗的探险考察记，出版于1930年。也许是中亚的风沙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往返穿越的昆仑山，是一年四季强风劲吹；而在和阗时逢晚春初夏——三、四月间——的风季，所以他所经历的中亚，一直为风暴席卷。也许是他想曲折地表述对探险夭折的感受，便将自己关于新疆的探险记命名为IMLANDE DER STURME，直译就是“在风暴席卷的区域”——中文版名为《未完成的探险》。这本书先出版了德文版（莱比锡·1930年），马上就译成英文出版（伦敦·1931年）。
就特林克勒一生而言，幸运的是，1928年的归途中，他奇迹般地在仆人枪械“走火”时幸免于难。不幸的是，1931年4月19日，竟死于一次车祸。除了这本《未完成的探险》，他生前只来得及写出计划写作的学术著作中的一种：《中亚西部及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理考察》，并在他身后才问世（柏林·1932年）。
特林克勒留下了什么
巡游塔里木的古迹与绿洲，为德国的博物馆充实展品，是特林克勒此行的目的。但对塔里木的了解与深入程度，他无法与赫定、斯坦因，甚至不能与另一支“失控的探险队”——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比肩。但不能不承认，就塔里木来说，很难再有像特林克勒目光这样敏锐的观察家，悟性这样高的“闯入者”。这些年我一直陆陆续续写一本有关塔里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书，读了《未完成的探险》，我简直以为在读自己那本书“南河”章的初稿。当然，有特林克勒的记述，我那本书一定能写得更好，因为我的观察与思考，有了更有力的依据。这就是我认为哪怕仅凭《未写成的探险》这本书，特林克勒这个探险家也不能被遗忘的原因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和阗洛甫以北的沙漠中，特林克勒对著名的古寺热瓦克进行了挖掘。这个佛寺是1901年由斯坦因首次发掘的，斯坦因可以说是西域探险家中最“专业”的一人，他对热瓦克的发掘相当彻底，发现物颇丰。但特林克勒一来到热瓦克就注意到，从1901年到1928年这二三十年间，和阗地区的风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近三十年来，覆盖佛塔西面的沙已经漂移，结果部分西南墙现在已显露在沙上面，遍地是雕像的碎片”。正因为如此，不少在斯坦因来到时为积沙掩盖的地方，展露出了新的遗址。由于在此期间，和阗当地没有任何科学的气象观测，这个变化并没有引起关注。特林克勒不仅能捡到斯坦因的“漏”，还不经意地指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而1988年在一个重要的和阗遗址，1989年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喀拉墩，我都曾观察到，20世纪以来塔里木的风向确实改变了，事实上这就是“操纵”着和阗古迹隐显的原因之一，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退的动力。这一情况是特林克勒于1928首次提出的。
此外，关于热瓦克等佛寺是被大火焚毁的，而佛寺焚毁时佛像面部就被有意破坏。关于前往丹丹乌里克时见到的“和阗河”（而且河中尚有部分水①）。此外，关于玛札塔格，关于皮尔曼的“鸽子塘”寺院，关于玛拉巴什（即今巴楚）胡杨林中最后的新疆虎……《未完成的探险》一书中的这些内容，都是万万不能忽略的。 。。
二、佉卢文秘史（21）
在19~20世纪的中亚探险家当中，特林克勒即便不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也可以说是最不幸、最倒霉者之一。1894年，探访过和阗的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死于长江江源，采集品亦曾散失殆尽②，但杜氏身后的名气要比特林克勒大得多。据我所知，在特林克勒死后，出版过一本纪念文集《特林克勒博士中亚考察科学成果》（柏林·1932年）。它，再加上《未完成的探险》，就是今天认识特林克勒其人的主要依据。
如果以列城作为起止点，那么特林克勒的西域探险共历时一年零十余天，但在新疆和阗，仅有4个多月。这个时间并不长。
回国后，特林克勒、德·特拉、博斯哈德分别应邀写出了自己的探险考察记，但除特林克勒这本《未完成的探险》之外，都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
所幸的是，摄影师德· 特拉在1931年2月曾公开披露了自己为丹丹乌里克的寺院壁画所照的照片。由于这些精美的壁画原作大多毁于以后二次大战的空袭，所以德· 特拉的相片就成了它们仅存的记录。
“独行侠”退出新疆
特林克勒的和阗之行，在当时就受到了上至中华民国政府，下至中国学界和民间人士的普遍反对，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新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而从中外两个方面看，这个事件都有其深刻的背景。
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丝绸之路热”持续升温，中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