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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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全代替了九卿，他们的职掌在下表中已加说明。六世纪北魏帝国和南梁帝国时，又在这二省之外增加门下省——因它设在宫门之下而得名。于是中央政府遂成为三省，具有下列的编制：
三省职权的划分：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普通情形下，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由中书舍人（中书省专门委员）先用书面写出各人的意见，送呈中书令，征求同意，然后提出会议，由会议作成决定，奏报皇帝。皇帝批准后，再交中书省，用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在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时，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而给事中且有把诏书退回（封敕）的特权。如果门下省没有异议，则副署之后，即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整个帝国政令，在这种方式下运转。
三省职掌的划分，十分有趣，却也十分无聊，它只不过是皇权一权的琐碎分配、实质上中书省只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室，门下省只是皇帝私人的收友室。看它们的官属，无论官称和职务，几乎完全相同，只好勉强用“左”、“右”予以区分。只有尚书省有其存在价值，但没有像国会之类或像罗马元老院之类会议性质的制衡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农民暴动或民变政变，因缺少这两大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始终无法产生代议政治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民意机构。
三省首长是当然宰相，但因李世民大帝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缘故，大臣们不便于再称这个官号，尚书省遂一直由副首长尚书仆射（执行长）代理首长，成为当然宰相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官员——大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副首长（侍郎）或六部首长（尚书），皇帝命他“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同样也是宰相。所以宰相名额，总在三人以上，而以声望最高的一人为首相，不过并没有首相名义，他只有影响力，而没有法定权力。诸宰相除了定期会议外，还要定期在政事堂共同进餐，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会商国事。
唐王朝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影响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
学校的设立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但大分裂时代中，各独立王国因军费不足，往往停顿。上世纪（六）国家统一，学校教育也随之复兴。唐政府带给人民安定，学校教育更趋发达。各州有州立学校（州学），各县有县立学校（县学）。首都长安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一是前述的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即国立京师大学。二是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即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三是隶属于皇太子宫的“崇文馆”，即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后二校学生限定必须具备某种资格，如皇族近亲、皇后或皇太后近亲，或宰相的儿子，一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儿子，才能入学。只有国子监大学，低级官员的儿子或平民出身的学生，才可以就读。李世民大帝在位时，常常去国子监视察，使学校教育更受到重视，当时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余人。东方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以及南方南诏王国，都有大批留学生前来受课，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所用教科书，当然限于儒家学派的《五经》。因为对《五经》的解释，各学者互不相同，唐政府指定国子监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孔颖达，组织一个委员会，对《五经》的解释，重新确定，出版《五经正义》，共有下列九书——因之世俗有时也索性称之为“九经’：
经过唐政府的核定颁布，这九本书遂成为学校的标准本教科书，无论研读或考试，或其他任何情形下涉及《五经》时，都以此《正义本》为标准。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基本措施，儒家学派的思想领域，再被缩小。学生们在学校研究《九经》，只要能搞通其中一经，即由唐政府授予官职。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上世纪（六）隋王朝统一全国后，对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现象，予以变革，改用考试的方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什么门第，一律委派官职。唐王朝继承了这个办法，并使之成为一种最受尊重的制度，称为“科举”。考试分很多种类，而以“进士科”、“明经科”最有地位，又因进士科及格的人士比较容易得到高位，宰相又大多数都是进士科出身的缘故，所以尤为尊贵。参加考试的考生称为“士子”，士子大多数来自学校和地方政府的推荐（乡贡）。他们千里迢迢，集中首都长安（陕西西安），首先向尚书省礼部报到，然后等候通知，入场应试。考试及格，当时术语称“进士及第”，跟现代的“博士”一样，是一种光荣的身份。在以后，考试及格的第一、二、三名，更专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尤属光荣中的光荣。他们在发榜时所受的崇拜，不亚于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状元、榜眼、探花，也成为家长为女儿求偶最理想的对象。中国无数文学作品，都用此作为题材。
李世民大帝对科举制度有他的看法，当他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身为世袭的专制帝王，这种看法极其自然。在此之前，政权一直是关闭的，只限于贵族和门第世家。因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缝隙，但与根本关闭多少有点差异。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缝隙进入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革命了。这种现象，可以减少社会上下稳定的因素。
七 佛教净化与三教合一
继五世纪高僧释法显之后，本世纪（七）又出现高僧玄奘。他的行迹和功绩，跟释法显相同，而影响更大。玄奘于六二七年离长安西行，冒犯当时不准出国的严格禁令，渡过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流沙和葱岭雪山，到印度寻求佛教经典。历时十九年，干六四五年返抵长安。李世民大帝没有追究他偷渡的罪名，反而给他很高的尊敬，请他主持长安最大的庙院弘福寺。玄奘翻译他千辛万苦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先后完成了七十五部。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即令在二十世纪，翻译工具如字典词典之类书籍具备，一个人能译出七十五部巨著，也不容易。
玄类被人们称为“唐僧”、“唐三藏”，在中国家喻户晓，连儿童都知道他。历史上高僧太多了，释法显就是其中之一。只有玄奘盛名永垂不朽，这应归功于十六世纪时的大文学家吴承恩所写的一部小说《西游记》。这是一部成功的幽默小说，不过书中却把玄奘写成一个脓包，而把他的门徒之一孙悟空，写成一个神通广大的英雄人物。
佛教是一个在非常复杂的印度社会中产生的宗教，它包括两种成分，一是印度当时崇拜的鬼神，一是印度当时盛行的唯心哲学。佛教经典因之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小乘”，属于前者一部分称“大乘”，属于后者。玄奘带回来的佛经，以大乘为主，而大乘与宗教无关，只与哲学有关，于是佛教内部，开始分裂。宗教的要件就是崇拜鬼神，必须崇拜鬼神才能称为宗教。犹如画家的要件是绘画，他必须绘画，才能称为画家。佛教徒中部分知识分子从大乘经典中发现到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是中国古哲学和儒家学派儒书中所根本没有的东西，遂如获至宝，宣称佛教都是哲理，并不迷信，好像画家宣称他并不绘画一样，这种态度在佛教中产生一种我们姑且称之的“佛家学派”。它的发展顺序跟道家相反，道家先有道家学派，再分裂出道教。佛家则先有佛教，才分裂出佛家学派。佛家学派与佛教的差异，如同道家学派与道教的差异，以及我们曾经比喻过的“热狗”与“狗”的差异。
佛教传到中国后，小乘受到道教仇视，大乘受到儒家学派仇视。数百年斗争的结果，终于产生一种调和的局面，即“儒”、“佛”、“道”三教合一。这种调和的出现十分突兀。而且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一则，“儒”还没有资格称为宗教。二则，信仰具有排他性。不过如果发现佛教的分裂现象，合一的只是学派而不是宗教，便可了然。所谓三教合一，应正确的指出是三个学派合一。我们试用下表作一说明：
佛教译经事业在本世纪（七）达到高峰，玄类之后，便无以为继。因为佛教在发源地的印度已告没落，不再有新的经典出现。佛家学派在大量问世的佛经冲击下，更分为很多琐碎的派别，如“律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等等，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互相排斥攻击。但真正的佛教，却终于抛弃掉大乘的纠缠，成为纯净的宗教，跟道教一样，向民间传播，这种力量超过仅在士大夫之间流行的大乘万倍。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冥冥中自有神灵为人类主宰的观念和信仰，深植人心。
八 中国疆土的再扩张
第二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对外的最大成功，是恢复固有的疆土。大分裂时代使沿边土地大量丧失，隋王朝虽一度振发，但时间太短，不久即因政府覆亡而再丧失。唐王朝最初的目标只希望排除北方突厥汗国的威胁。可是接连着不断的军事胜利，使中国疆域回到纪元前三世纪秦王朝和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时的版图，而且还要超过。唐政府在沿边疆土，先后设立下表所列的六个总督府（都护府），像六根巨柱，保卫中国本土。
中国的沉重外患既是北方的突厥汗国，自然成为反击的第一个对象。
本世纪（七）六○三年，启民可汗的对头达头可汗兵败，向启民可汗投降，启民可汗遂成为突厥的大可汗。可是位于西部金山（阿尔泰山）小可汗之一的泥撅处罗可汗却不承认，宣称他才是突厥的大可汗。于是突厥汗国分裂为二，东西对峙。
东突厥汗国虽然失去了西部部落，但仍然保持强大，尤其本世纪（七）初叶，中国正逢十八年改朝换代大混战。北方崛起的民变领袖们，像梁师都、刘武周都向东突厥进贡，接受封号。唐王朝开国皇帝李渊初叛时，也同样向东突厥进贡。李渊在位期间的二十年代，东突厥使节和商人到了中国，就像猛虎进了羊群，奸淫烧杀，无法无天。而突厥兵团仍不时深入中国国境，根本忽视中国的存在。大臣们一度建议放弃长安，向南方迁都。李渊虽因关系太大没有采纳，但对突厥人的横暴，始终不敢表示一丝不愉快。
六二六年，玄武门事变刚刚结束，李世民大帝刚刚即位，东突厥汗国即向长安发动奇袭。大可汗颉利可汗（启民可汗幼子，始毕可汗幼弟）和他的侄儿小可汗实利可汗（始毕可汗长子），长驰南下，直抵渭水便桥。距长安只隔一水，上下震恐。李世民大帝无可奈何，只好孤注一掷，亲自到渭水便桥向颉利大可汗乞和，除了重申誓言继续臣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