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与世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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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大概是50万至60万亿美元,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总值2%不到。我们不应该对此有太多期望,但在艰难时期这是一个不错的帮助。
记者:市场已经有了积极的信号,道琼斯指数已经越过8 000点。您认为这是一个恢复的信号吗?还是说,经济复苏尚待时日?
菲尔普斯:我刚才说过,仅仅一次万亿的注资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状况。这可能会减缓经济下滑的速度,也可能会给困于经济衰退的国家一些信心,但它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复苏。它只是一个缓冲,可能会使经济小小地反弹一下。
记者:那2 500亿的SDR基金呢?您觉得这会带来什么?
菲尔普斯:万亿资金当中包括5 000亿的特别提款权,给世界银行的2 500亿,还有其他一些部分。我认为出发点是好的,很高兴富裕国家在当前情况下对落后国家,尤其是经济衰退的国家施以援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是多少,它占全球全年GDP的2%不到,未来的两三年内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记者:您刚才提到不能期望太高,那么您觉得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各国应该如何合作?
菲尔普斯:在解决金融系统问题方面,G20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不幸的是,全球领导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刺激计划,几乎没有把时间留给改革计划。没有正常运作的金融系统,我们不可能回到正常的繁荣状态。当前金融系统不可能正常运作,因为系统有太多的积弊。大家都知道银行业正受困于坏账,或者称为有毒资产,因此都不愿意与银行打交道。
银行信贷投向应由个人住房转向传统商业
记者:咱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有毒资产,您觉得PPIP项目真的能帮助银行处理掉这些资产吗?还需要做其他事情吗?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2)
菲尔普斯:许多经济学家非常肯定地认为它不会起作用,我很惊讶。在我看来,这一项目很有可能运作良好。主要问题是纳税人需要花多少钱才能使其生效,这是一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纳税人付出一些代价,去掉有毒资产之后,会带来多大好处?会带来金融系统的恢复吗?我有些怀疑。原因之一是,有些新的监管方式会限制银行对外放贷。比如说,在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把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作为新监管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措施提高了银行补充额外资本的成本,进而不利于银行发放贷款。所以,这类似于一种两难情况。一方面,我们不想让银行不停地借、借、借,再不停地贷、贷、贷;但另一方面,如果银行没有对外发放足量的贷款,怎么能指望有足量的投资活动?如果没有足量的投资,怎么可能有合适的就业率?所以我想,金融系统应该建立某种新银行。现行银行的规模会缩小,因为鉴于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它们发放的贷款量不会增加,甚至会有所减少。但我们可以建立新型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什么样的银行?
菲尔普斯:我希望新型银行能够致力于商业投资。我想我们需要回到过去的方式,有银行支持出口,有银行支持农业,有银行支持个人或家庭,有银行支持住房贷款,与此同时也有银行支持商业信贷,诸如此类。但是我们缺乏针对商业投资,尤其是针对长期投资、创新项目的银行——这类银行我们一直缺乏。没有人问:“致力商业投资的银行在哪儿?”没有这类银行,就没有大量的商业投资,也就不可能有繁荣。
记者:那您觉得这类银行为什么消失了呢?
菲尔普斯:这是个好问题,要想看清楚这件事就像读一本好的侦探小说。差不多每周我都会学些东西。我想是在1990年美国国会的一次立法,对购房贷款大力提供信贷支持。然后在1998年和1999年又通过两项法律。现在又有一项法律,在巴塞尔确立的资本要求,也就是《巴塞尔协议》,这一协议对个人按揭贷款的要求比商业贷款低很多。这相当于刻意要求银行远离商业贷款,而把业务重点转向住房贷款。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前总统布什期间的减税政策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们感到更加富裕,税负减轻,天哪,我们能过更高水准的生活。大笔一挥,布什总统就让人感觉自己更加富裕了——尽管实际经济并没有证明这一点。这使得许多家庭都在想:“我们可以负担得起更好的房子。”或者“没必要租房子了,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虽然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但很多人都想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华盛顿许多政策的特征使得经济走向了房市泡沫。
记者:您刚才提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PPIP计划不会起作用,而您却不这么认为。那么,您和其他经济学家的期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菲尔普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银行不愿发放贷款,我也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银行愿意贷款。我们完全不知道。虽然没法肯定,但应该试一下。我觉得政府联合私人投资,把1万亿或是2万亿的不良资产从银行系统中剥离出来,银行感觉好多了,愿意对外发放更多贷款,这是有道理的。我想唯一的问题就是纳税人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记者:有些人说,可能银行不愿意出售那些不良资产,因为这类资产的价值被低估了。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3)
菲尔普斯:2008年10月1日,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有可能由于政府定价过低,银行不愿意出售不良资产;也有可能政府定价过高。我想整个PPIP计划背后的想法是:政府会与私人部门的专家们密切合作,也就是那些非常了解银行不良资产价值为几何的人。定价过高或过低的问题,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我们拖延了几个月才出台刺激政策。现在又有可能许多人对新计划进行长久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很不幸的。
记者:现在让我们再次关注改革,您刚才提到我们需要减小当前银行的规模,建立新型银行。这种新型银行会给银行系统和经济带来哪些好处?建立这类新型银行要面临哪些挑战?
菲尔普斯:我不是金融工程师,不可能把建立新银行要面临的问题讲得面面俱到。但我和其他一些人的想法是,新银行要起到现有银行由于受制于资本监管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尤其是商业领域,长久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服务。所以我们要扭转这种局面。我们有住户资助,有农业资助,有出口资助,什么资助都有——除了商业资助。现在需要一些新银行来支持商业。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这为商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在与房地产市场,与农业部门,与出口部门竞争资金时,商业不会再处于不利地位。
政府引导的资本主义会扼杀创新能力
记者:每次危机都会带来改变、改革甚至革命,除了创建新银行以外,您认为在未来我们还应该做哪些改变?
菲尔普斯:我觉得,并不是每次危机都能带来进步。每次危机都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其中一些被证明是好的,但另外一些就不怎么好。比如20世纪80年代,生产效率停滞,结果失业率上升,卡特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接受一些顾问的建议,放松监管。他寻求连任失败之后,里根总统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所以继续实行去监管化政策。公司之间开始激烈竞争,结果都损失惨重——尤其是那些衰落行业。现在它们不得不接受救济。同时,这些行业没有得到投资,比如说航空业,其他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也是如此。这是受危机影响而出台的改革政策,并最终导致了许多问题。同样,大萧条时期的一些改革非常好,比如说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建立,人们可以进行证券交易而不用担心会被抢劫、被欺骗。这一点非常好。但政府同样创造了另外一些新机构,许多学者认为它们阻碍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恢复进程。所以,我们希望此次危机中坏的改革尽量少些,好的改革尽量多一些。我认为应该对金融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不再短视,实行分红、提升资产透明度——一长串的名单。G20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讨论,并且给出了许多详尽的细节。但我害怕在此次危机之后,人们会丧失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这一点很不幸,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带动了19世纪的发展,即使在20世纪仍然有许多国家受益于资本主义。如果弱化资本主义体系,恐怕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二点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金融部门背叛了资本主义,金融部门的行为是错误的,业余、愚蠢、有赌博倾向、傲慢、没有寻求专家的建议。恐怕资本主义要对金融部门的罪恶付出代价。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是彻底改革金融系统、加强监管、建立需要的新型机构,比如刚才提到的新型银行。与此同时,要保持资本主义的精神,要对创新或是创业公司保持开放,对所有这些保持开放。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将见到创新精神的衰退。这不仅会使得工作非常无聊,股东得不到报偿,而且会使投资减少、就业停滞。我担心资本主义会因此次危机而遭受打击,社会将付出巨大代价。但这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我们可以改革金融部门,它是问题之源。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4)
记者:您有没有看到一些不利于改革的迹象,可能会损害资本主义的创新能力?
菲尔普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欧洲现在有妖魔化对冲基金、质疑私人直接投资公司的倾向,就好像它们是麻烦的源头似的。它们不是麻烦的源头,一般而言,对冲基金运作非常保守,因为其经理有很大一部分资产投资在基金上。有一点很令人担心,欧洲可能会受偏见影响,关闭对冲基金和私人直接投资公司,或者加大监管和限制。我们会看到最终结果如何,但再说一次,我不觉得有极度悲观的理由。刚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对不良资产问题过分悲观,我同样不愿意对监管持悲观态度。但是美国或一些不利的改革政策非常奇怪,大谈严格监管对冲基金和私人直接投资公司,它们不是问题。
记者:据我了解,此次G20讨论过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的问题,您觉得这会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吗?
菲尔普斯:有些政策是良性的,比如说要求对冲基金进行注册,或者要求对冲基金向监管者公开其资产情况,我觉得这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所有战略行为都必须向公众公布,这对对冲基金是非常有害的。公司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一旦对外公布,两小时以后就不会有优势了。
记者:您觉得美国当前为增进投资所做的工作充分吗?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
菲尔普斯:我不反对好的基础设施工程。当然,有些基础设施工程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某些项目不明智,或者说不成熟。我觉得不应该过分绝对化,所有的项目都应由私人部门实施。如果私人部门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就不应该实施项目。我觉得这是个错误。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愿意见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或者政府资助的建设项目变成在美国具有主导地位的投资形式。自1910年甚至更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