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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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颂と肷探纾罄闯闪⒘颂窖蠹牛�19年后，他成为江苏首富（2005胡润百富榜第2位，125亿元）；1987年，26岁的陈发树与两个弟弟一起为一家百货店拉了几年货后，反客为主，把这家店给盘了下来，奠定了日后“新华都系”的原始基石，20年后，他成为福建首富（2007胡润百富榜第29位，180亿元）；1988年，26岁的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比赛失利后退役，在李经纬的游说下加盟健力宝，做了一阵子“特别助理”后开始捣鼓服装，16年后，李宁公司在香港上市，李宁身价达100亿元，又过了4年，在北京奥运会上担任主火炬手的李宁，个人名气和公司品牌价值如日中天……
四
今年夏天我们萌生对十年百富榜进行一次梳理的念头时，问了自己一个傻乎乎的问题： 究竟何为“富”？半天答不上来。查了一下康熙字典，其中有一条引用的是司马迁移在《史记·货值列传》中的话，“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的意思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这两句话不难理解，有趣的是“奸富最下”——那个时候人们就已开始讨论“原罪”话题了。
“原罪”是贯穿十年百富史的一个话题。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富豪落马俨然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听到了刘根山等好几个富豪落马的消息。
原罪需要区别对待。李经纬式的悲剧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唐氏兄弟的“德隆系”崩塌，并不意味着他的商业模式一无是处；张荣坤落马，则需挖地三尺，将上海社保案中的所有蛀虫都挖个穷尽。
谈到原罪，政商关系这一关绕不开。李经纬、严介和等人，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或吃了苦头或栽了跟头。
有两个人的作法值得玩味——荣智健与陈发树，他俩分别是中信泰富和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但“虽二犹一”，话语权不小，收益率更高。尽管这一模式不具有复制性，但以退为进越来越成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共识。
从另一角度来看，有关原罪的争论，使得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财富品质。商业模式上规避盲目扩张的“青春病”，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开始关心慈善。“财富品质”一词有些抽象，但可以换一句表达方式，即从“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王石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在地产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马云在百富榜上的名次并不靠前，但他的管理风格深受业界推崇。从2003年开始，我们陆续推出的强势榜、品牌榜、慈善榜等子榜单，初衷之一便是引导民营企业界和民众，不要把目光全部聚焦在财富多寡的比较上，而应对 “因豪而富”群体多加关注。
每年的10月似乎总是属于富豪们，胡润百富榜一般在此间公布。其实仔细观察十年来上榜富豪们的整体姿态，他们与普通民众勾连的欲望是不断增强的，这主要利益于国家机器与社会公众多方监督力量的加强。
张茵在2003年第一次进入百富榜时百般扭捏，她的丈夫刘名中还发来邮件婉拒上榜，但后来他们慢慢适应了站在霓虹灯下；就算在2008年遭遇轮番的质疑，那其实也是一家企业完成蜕变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财富观的变迁不属于特定阶层，正如本书的读者并不限定于哪一个群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收获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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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财富度量衡（1）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在1999年我们突然发起这一疑问时，向中国商界的朋友询问，向政府官员询问，向国外的华人朋友询问，他们纷纷摇头。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1997年*“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柜架内。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
199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催生了我们制作一份中国富豪榜的兴奋感。中国人对数字非常敏感，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份50人的榜单，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革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7月，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们初步分为三大步骤。投入30％的精力去“取经”，寻找有没有人曾经做过榜单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花50％的时间去找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上榜者架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为他们排列财富等级。
从哪里找到12亿中国人当中的隐身富豪呢？起初做法是从公开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传媒报道、企业家传记、互联网，以及《财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不久后，思路更加清晰，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商业杂志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红色资本家”、娱乐明星、纳税金额等，都成为我们搜寻中国富豪的具体渠道，我们马不停蹄，逐一尝试。
这些办法很奏效。我们很快找到了张朝阳，他创立爱特信公司（搜狐前身）不久，在当时看来，这个喜欢冒险、旅游的西安小伙子，有可能带领搜狐成为雅虎第二；我们找到了“红色资本家”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还有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由于当时确定上榜富豪们的具体财富数字非常难，于是我们选择了按照A到D，四个等级来排列：A级，身家10亿元人民币以上；B级，5…10亿元；C级，1…5亿元；D级，5000万元…1亿元。
1999年8月中旬，“中国50富豪榜”制作完毕。我们开始考虑这一榜单的发布形式，最开始是想通过到大学演讲的方式，可是感觉演讲的传播效率不高，最后我们选择尝试与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合作的方式。
9月初，《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近十份专业财经媒体都收到了我们发出去的传真。我们除了附上榜单外，还写道：马上到来的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0年，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读者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1999 财富度量衡（2）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福布斯》第二天就联系了我们。《福布斯》的积极性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时的《福布斯》主编Laury Minard打电话给我们，说11月的《福布斯》将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布这一榜单。我们同意了。
必须承认，《福布斯》杂志当时的构思非常棒，在封面上设计了一个人物，脸的两边风格迥异，一边是中国旧时的“毛式穿戴”，一边是拿着大哥大、戴着金表的新形象，以此对比来展示中国的变化。
1999年11月，“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英文形式）。国际媒体反应非常强烈。“共产*家有了资本家”——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如此形容。《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发布情况，他们的评论非常幽默风趣，比如称“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这一切我们都未曾料到，更未料到的是，我们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制榜成为了我们的事业，从起初4年在《福布斯》发布，到2003年开始我们在《胡润百富》独立发布，从开始的每年上榜50人，到后来的100人、400人、500人、800人，一直到2008年的1000人，我们非常幸运地见证了中国财富阶层的崛起和财富社会的变迁。
“1999中国50富豪榜”前十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黄宏生、张宏伟、张思民、吴志剑、罗忠福、吴一坚。荣毅仁可谓是中国“红色资本家”的领军人物，他在1979年出山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氏家族与国家实现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家族的财富引擎。2001年开始，出现在榜单上的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
第40位的张朝阳是上榜的唯一一位互联网富豪、博士富豪。张扬、叛逆的性格，使得他在1999年如一位娱乐明星而受热捧。这一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一篇题为《张朝阳印象》的报道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张朝阳的穿着和个人魅力——“Charles（张朝阳英文名字）穿了一件质地厚重的休闲西装，说话平和，语速偏快……”
表1…1 1999…2007年胡润百富榜概况
年份 上榜人数 第50名财富（亿元） 门槛（亿元）
1999 50
2000 50
2001 100 9 5
2002 100 12 7
2003 100 15 9
2004 100 19
2005 400 26 5
2006 500 42 8
2007 800 125 8
记者问：“搜狐现在赚钱吗？”张朝阳答道：“应该说现在还没有，因我们收很多，但是支出也很大。”3个月后，他成为《亚洲周刊》封面人物，又过了一年，搜狐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与张朝阳的顺风顺水相比，曾创造过皮革换飞机、发射卫星、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家”的牟其中的境况就要差很多。我们发布这一富豪榜时，他正站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其执掌的天津南德经济集团涉嫌信用证诈骗案。而此前一个月，与牟其中同在天津、曾红极一时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在保外就医中黯然去世。这些案件受到了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联社、法新社等媒体也做了报道。
这一年，广东美的集团管理层正逐步从北滘镇政府手中收购美的电器股权，开创了国内上市公司实施MBO的先河；美的掌门人何享健春风得意，在这一年的富豪榜上，他名列第45位。
同在广东的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也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持有的股份，然而却遭到当地政府的断然拒绝；李经纬的宿命由此开始，越主动反而越被动，最后被扫地出门，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位悲情企业家。李经纬在1999年大陆50富豪榜上居第32位，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上榜。
1999 年 3…4 月的《哈佛商业评伦》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发表了一篇《管理自己》的论文，强调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的重要性，指出这是成为杰出人士的必由之路。当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鲜有人听说过德鲁克的名字，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正抓住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再提速的契机，发挥自身长处、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政商关系总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很头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拓荒者；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一厢是如鱼得水者，一厢是捶胸顿足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1999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远比将他们的财富数字化更有意义。
1999年是千年之交。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