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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俜值悖颐蔷徒ザ┗酢Ｈ绻颐潜黄仁敌忻恐�35小时的工作制，那就如让法国田径运动员穿着鸭脚板参加100米比赛，那么他们赢得奖牌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按照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斯的解释，冷战时的世界，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与此相对应，在全球化世界，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变成了“竞争者”。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忧虑，是害怕受到一个你了解得太清楚的、固定不变的敌人的毁灭性打击；而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忧虑，是害怕你看不见的敌人快速改变他的战略，通过接触或感觉
——让你觉得在任何时候你的工作、团体和工作地点都被一种隐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所左右，这种力量无处不在而且是稳固的。
冷战时期明显的防御体系是雷达——显示从墙另一边飞来的威胁物；而全球化时期明显的防御体系是X…射线机——检查来自内部的危险品。假如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政府官员是那位武器控制的谈判人员，那么在全球化时期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则是谈判贸易协定的官员。
全球化时期也有它自身的人口学统计模式——人们从乡村和农业区快速地向城区迁移，城区生活方式更紧密地与全球的服饰、饮食、市场和娱乐方式连在一起。
平衡支点：“冷战体系”与“全球化体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全球化有其最明显的权力结构方式，它比冷战时期的结构要复杂得多。冷战体系全部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是以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前苏联为中心保持平衡的。与此相反，全球化体系是建立在三个平衡支点上的，这三个支点相互重叠又相互影响。
第一个平衡支点是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平衡。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现在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超级大国，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从属于它。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仍然是该体系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它仍然可以解释你在报纸头版上读到的许多新闻，是在中东遏制伊拉克呢，还是北约在中欧反对俄罗斯的东扩呢？
第二个平衡支点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的平衡。这些全球市场是由数百万个投资者组成的，他们用鼠标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金，我称他们为“电子族”，这些人聚集在全球金融中心，如华尔街、香港、伦敦和法兰克福，我称这些地方为“超级市场”。“电子族”和“超级市场”的态度与行动对今天的民族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达到引发政府垮台的程度。有时你可能读不懂今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摇摇欲坠、俄罗斯内部起火、美国的货币政策出台经过的故事，除非分析问题时将“电子族”和“超级市场”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美国可以投掷炸弹将你摧毁，“超级市场”能通过将你的证券降级把你打倒。美国是全球赌博游戏中的主要玩家，但并非唯一能对赌博游戏施加影响的庄家。今天的全球赌博游戏在很大程度上像灵应牌（上有字母符号等，用于降神会中接收亡魂传来的信息），有时牌的移动来自超级大国中看得见的手，有时牌的移动却操纵于“超级市场”中无形的手。
第一章新体系（6）
第三个平衡支点是——它真正是最新的事物——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平衡。因为全球化使限制人民自由流动和接触的墙都倒塌了，它同时用因特网将全世界连在一起，它赋予个人影响市场和民族国家的权力比历史任何其他时期都大。因此，你今天不仅是个超级大国，不仅是个“超级市场”，而且，正如我将在本书后面阐述的那样，你还是个“超级授权者”。某些“超级授权者”有时非常令人生气，他们中某些人非常了不起——但他们中所有人在世界舞台上都能横冲直撞。
如果不了解美国政府，不知道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在格林尼治、康涅狄格
少数几个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的赌资比某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还要多；奥萨马·本·拉登，这位沙特阿拉伯的百万富翁，利用自己的联系网络在90年代后期向美国宣战，虽然他在另一个国家，美国空军仍向他发射了一枚巡航导弹。朱迪·威廉姆斯因对世界禁止地雷所作的贡献而赢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她发起的禁止行动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遭到了5个主要大国的反对，而她是通过什么秘密武器将6大洲的1000个不同人权组织和武器控制集团串联在一起的呢？是电子邮件！
民族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现在的“超级市场”和“超级授权者”也在起重要作用。如果你想理解全球化体系并想看得懂报纸的主要新闻，就要对以下三个角色的内在联系了解得清清楚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碰撞、国家与“超级市场”之间的碰撞、“超级市场”和国家与“超级个人”之间的碰撞。
“全球化体系来得太快了”
不幸的是，正如我在后面将要举例解释的那样，全球化体系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来不及培训，没有适应和领悟它强大的能力。想想以下这一事实：在1990年时，多数人从未听说过因特网，也只有少数几个人有电子邮件。这只是9年前的事！但现在，因特网、脉冲电话、电子邮件成了许多人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大家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我深信，这与冷战开始时首次出现核武库和核毁灭理论没有什么两样。当时的领导人和战略分析家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正掌握了冷战时期的特征和范围。他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一个教训——这次大战后应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奠定的基础与预想的目标相差甚远，我们看到得许多伟大的冷战建筑师和战略家们的所作所为，就是飞来飞去、处理事件、增加威胁。一点一点地，冷战战略家们建立起了后来被人们称为冷战体系的结构、概念和反应措施。
与全球化体系相处并不困难，只是要费点时间让我们的思维去适应它。要认识这个体系，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培训，因为这个体系并非仅仅是超级大国在起作用，而且“超级市场”和“超级授权者”也在其中。我认为，我们今天对全球化体系了解的程度与1946年我们对冷战体系的了解程度相差无几——那一年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他警告性的讲话后“铁幕”坠下，将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与西欧分开。我们很难想到，在丘吉尔讲话后，冷战这一场戏是如何演完的！当劳特利奇搜集一些前苏联有影响的学者写的杂文并以《面向2000年的苏联经济》为题出版时，销路不错。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作者可以印正他们的观点，因为在2000年，苏联早就不存在了。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究竟有多少人了解全球化体系，那么就来看看这个非常可笑的事实吧：
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共同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奖，仅仅一年前，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对于全球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性还很模糊，以至于造成对冲基金历史上最严重的损失。是什么使得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两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呢？因为他们研究复杂的经济组织结构，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各种诱因以及全球投资者如何利用它们才能避免危机爆发！1997年他们因驾驭危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1998年他们因制造了危机而获得倒数第一奖。同样的人，虽然在同一市场中，但时运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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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信息套利（1）
在巴塞罗那一个著名的科技馆里，我看到一个完美地表演“混乱无序”的展览，展厅中有个表演非线性摆动的装置，参观者在摆动摆锤前可以随意选择位置和速度，然后观察摆锤的后续运动，后续运动的轨迹被笔记录在纸上。然而参观者再次被请出来摆动摆锤并要求他在同样的位置上用同样的速度重新表演一次时，不管他如何认真地模仿，两次摆锤的运动轨迹都截然不同……我问博物馆主任，站在博物馆角落里一直盯着我们的那两个人想干什么？他回答说，“嗬，是两个荷兰人，他们正等待着‘混乱’消失。”很显然，该展览将要拆除，运往阿姆斯特丹。但从那以后我一直纳闷，这两位荷兰人的努力可否扩大到全球范围，通过组织将全世界的混乱消除？
——摘自默里·盖尔曼的《夸克与美洲虎》一书
我曾是“天气预报员”
正如人人都想对事物进行调整一样，我也曾努力用新的焦距去观察它。为什么这么解释呢，那就让我将长期积压在心底的一段事讲述给你听。准备好了吗？下面就是：
我曾经是贝鲁特的天气预报员。实际上我并未干过这行，那是一场误会。天气情况是我“估计”出来的。1979年，我作为合众国际社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在贝鲁特工作，那时经常上夜班，最后下班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在发稿时将当天的天气情况上报回去，以便在合众国际社的世界天气预报栏播出，每天的报纸都刊登着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是多少。问题是当时贝鲁特压根儿就没有天气预报员，至少我没有找到他们，该国正处于战火之中，谁还顾及当天的气温是多少？人们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那些日子你唯一能感觉到的温度就是你自己的体温——华氏。于是常常用我发明的特殊方法估计外边的温度是多少，我向楼下的天气预报员们喊：“嗨，穆罕默德，今天外边的感觉怎样？”
楼下的穆罕默德或者索尼娅，或者是达乌德就会回答：“哎呀！我感到很热。”
“有90度吗？”我再问。“有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跟你说的差不多。”于是我就写道“最高90度。”然后，我再问，“金达，外边凉点了吗？”“是的，托马斯先生，”金达回答。“大约72度，是吗？”“是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于是我再写上：“最低72度。”这就是我从贝鲁特上报回总社的天气资料。
数年后，我调到《纽约时报》“每日经济动态”栏目工作，我还经常想起那些情景。当时我的工作之一是记录当天的美元和股票指数，然而在市场关闭后我不得不四处寻找经纪人，打听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走向，或者弄明白为什么道·琼斯平均指数会上升或下降。常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不论市场走势如何，不管美元是升还是降，某些分析家总能精辟地对世界6大洲24个不同时区内的美元对日元上升或下降半个美元从而导致万亿美元的流动作出同一解释。我们对他们的解释深信不疑。但过后我的头脑中总存疑虑，总是怀疑他们的华尔街版本是否就是贝鲁特天气预报的翻版，经济分析家是否在步我的后尘，某人是否像我一样对楼下的梅里尔·林奇或佩恩·韦伯的办公室叫喊，“嗨，穆罕默德，为何今日的美元下降？”不管是股票所的小职员还是秘书，或是正好路过办公桌的第一位经纪人的回答，便成了第二天报纸的结束语，也成了第二天世界无数商人行为的解释。
1994年，我以《纽约时报》国际贸易和金融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美日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