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战争-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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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英九这类拥有外国护照的情况，并不是有了钱或当了官后就想“狡兔三窟”， 不是因为“赶时髦”、“逃税”、“不爱国”、“退路”等任何原因，而是当官或有钱之前在海外留学与工作的遗留问题，是过去在海外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而已。
因此，从法理上看，“明星换籍”可能不该指责，马英九们则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但从情理来看，马英九们则也是不应该指责。某些明星、官员、企业主国内发展事业，身份却换上了外国籍，确实可能是因为海外交往和旅行的方便；而马英九们本来在国外发展得很好，并且拥有外国绿卡可以永久居留国外，来回方便，但他们却选择了回归祖国效力，甚至放弃了外国护照，这反而只能说明他们更热爱祖国。
一位台湾朋友曾向我抨击说：“同样的绿卡风波，我们是谈公事，大陆有人却把私事牵扯到“不爱国”等公共行为，无疑说明一部分人缺乏法制观念和开放心态。”
同样的绿卡风波，我们把钱学森这样放弃国外身份而回来报效祖国的海归当成英雄，台湾却把因为爱国而放弃外国护照回来的海归当作不爱国的例子，这说明台湾社会也有是非不分，以意识形态为纲的现象。
不过，台湾的问题也在大陆存在。有一位曾经遭到舆论炮轰的海归就抱怨说：“有些人在国内做事，有了钱就办移民，甚至把妻子儿女都送出去，孤身一人在国内当“裸官”，但没有人去指责；而我全家都在海外生活得很好，为了回国发展主动放弃海外的事业，却还被抓住外国护照问题而斤斤计较。一个有能力就想出国，一个有能力就想回来，却这样被区别对待，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还有一位华侨在网上表示：在中国社会，非华裔外国籍人是上等人，华裔的外国籍人则里外不是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回归者的国籍与绿卡（2）
当然，包括明星在内，只要没有伤害到国家正当利益，申请外国籍以及移民都是个人自由，跟“叛徒”、“不爱国”挂上钩是不合适的。衡量一个人是否爱国，标准不在于其国籍，而在于内心以及行为上对国家利益的态度。否则，抗战时期许多海外华人华侨捐钱捐物，国内也有上百万没有放弃中国籍的人当了汉奸，就无法正确判断谁是爱国者。何况许多人甚至只是申请外国籍，并没有要求也不希望放弃中国籍，是目前宪法规定他们必须放弃中国籍。
台湾某家媒体就曾评论“国籍风波”说：“如果要说有外国的国籍和绿卡就一定没有忠诚度，那么最爱国的国父孙中山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中国最著名的爱国者之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就职*总统时，就同时拥有美国籍。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因为反清活动而遭受通缉，不得不流落海外筹备革命行动。当时，美国又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孙中山按正常渠道是很难进入美国。因此，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就通过朋友、亲戚的帮助，伪称出生于夏威夷而申请到了美国籍。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表示：“你不能质疑孙中山对中国的忠诚度，如果他要当美国人，他当年可以留在国外，他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当医生可以做得很好，不是嘛？但他却为了中国的未来而甘冒生命危险。”
值得关注的是，建立*之后，孙中山已不需要美国身份作为掩护，但他一直到逝世的时刻都还一直保留着美国籍。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孙中山在国共两党都地位崇高，因此两岸都有默契地掩盖这一事件——即“一个外国籍人士担任总统”。然而，这又是属于“纸包不住火”的事件，国共两党根本也掩盖不了，1904年4月7日，孙中山从夏威夷前往旧金山，美国移民局官员因为对其国籍产生怀疑，一度扣留过孙中山，并记录在档案当中。
真正的情况其实是：首先，孙中山不是外籍人，美国和当时的中国都默认双重国籍，所以孙中山加入美国籍不意味着没有中国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以及孙中山本人，都不认为如果拥有外国护照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即使担任*总统，孙中山也没有宣布放弃美国籍。
海归、留学生以及人才环流群体拥有外国护照的比例相当高，至于海外出生的族裔人才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顶尖人才，则基本都是外国籍。国家必须开放性地看待这一问题。与台湾、香港舆论的质疑相反，海外媒体就反而是“一边倒”地声援香港政府“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韩国《朝鲜日报》就以“人才莫问国籍”作为标题称：“（中国）1200年前（唐朝）就不问国籍选用天下人才来谋求国家发展，到了21世纪为什么反要追究国籍呢？”最后还认为韩国需要学习：“竞争国都开始放眼海外选拔人才，而我们还在追究是谁的人、属于哪个阵营。想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到心灰意冷。”
人才环流与共享
海鸥一族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我认识多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是最早一批从北美到香港工作的大陆留学生。作为投资银行家的刘二飞家在香港，公司业务大多在内地，受雇公司总部在华尔街。他经常的行程单可能就是一次环球旅行路演：从香港出发，到达新加坡，东京，然后英国伦敦，接下来跨越诺曼底海峡登陆欧洲大陆，法兰克福、日内瓦、苏伊士、米兰、阿姆斯特丹，一路马不停蹄，然后飞越大西洋去美国，洛杉矶、旧金山、丹佛、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
然而，刘二飞并没有多少时间真正去“环游世界”，这是工作需要。工作让他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时间在香港，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还有三分之一是在世界各地“漫游”。刘二飞正是时下时髦的“太空人”或海鸥一族。我在200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海归》一书中曾首次定义这批人为来回飞的“海鸥”。。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也是一个典型的海鸥，与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前相比，他最大的工作变化是要经常出差。杨元庆每个月至少有两次越洋飞行，本人也很快成为各大航空公司的顶级会员。联想在印度、北京、纽约和罗利都有“总部”，杨元庆也不得不辗转于几个地区总部之间。尽管他还是中国国籍，但却已经把家搬到了美国罗利市。过去，杨元庆一说英语就磕磕碰碰，如今，他已经能用英语跟公司的外籍总裁交流，甚至用英语演讲。
海鸥一族正是“人才环流”群体的典型代表，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跨国企业的崛起，当跨国企业为了使业务接近重要消费市场，或转移生产基地到海外廉价地区，或为了“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就会让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人才环流”便成为了大规模的趋势。同时，不仅仅是投资银行家、企业家，还包括许多外交官、学者、科学家等，海鸥或者说“空中飞人”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
在留学生、移民当中，相当大的比例都在进行这种“循环流动”。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他们的平均企业年收入30％来自于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来到加拿大发展。
国际化的背景和视野，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持有多国护照，具有跨国界和文化操作处理能力，这些通常被看作海鸥或“人才环流”群体的显著特征。《福布斯》亚洲版将杨元庆评为“2008年年度商业人物”时就评价说，杨元庆和联想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跨越东西方的国际化商业模式，“他们独创了一种跨越文化藩篱的全球商业模式，并由此产生一种不寻常的、非东方或非西方的东西。这对许多正在施行全球化扩张的公司来说，是个难得而永恒的借鉴。”
杨元庆成为海鸥的过程，是联想国际化的缩影。2004年，联想董事会经过4个月的研究，最终决定批准以12亿5千万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正式向海外大规模进军。当时，联想的年营业收入不到30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大中华地区。2007年，联想年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60亿美元，60％来自大中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被当作中国民族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的榜样。
同时，即使没有现实的需要，日渐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国际化素质当作雇员素质的重要指标，并越来越重视全球招聘人才。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东方，外籍CEO越来越多。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的CEO卡洛斯？戈恩就是法国人；黎巴嫩后裔；出生于巴西。日本的索尼公司还于2005年3月7日任命了具有英、美双重国籍的霍华德？斯金格出任董事长，使索尼“掌门人”交椅上59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在过去五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S&P 500）中拥有国际经验人数的比例，也从26％增加到34％。同时，企业的人才培养也开始习惯将一些骨干雇员派往海外拓展经验，甚至将跨国外派当作晋升高级管理层的必要程序。
世界著名猎头公司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的中国区董事长郭皓就称：“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跨地域的文化，没有在不同的非商业文化里生活和工作过，就不能算真正的国际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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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策对于企业吸引人才至关重要
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认为跨国企业的人才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才环流”，与政府无关，是企业或市场自己的事情。这是个明显错误的观点，例如“人才环流”跨越国界所需的签证或护照，批准权并不在企业手上；各国政府个税的起点、比例、最高税率等不同，也会影响企业在不同地区招聘以及使用人才所付出的成本。因此，无论是国外企业“请进来”还是本土企业“走出去”，政府的税务优惠、放宽对入境签证的限制都能发挥积极甚至关键的作用。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2008年在审计各国税务时就发现，全球人才战争以及人才流动性的增强，正迫使各国政府进行税务竞争。在过去六年，世界最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平均下降了。在接受他们调查的87个国家当中，33个在过去6个月调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7个国家出现税率上调。他们还因此认为，中国日渐成为各公司拓展新业务的首选地点，如果能够推出税务优惠以及调整移民签证制度，将更有利于相关人才流向中国。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远高于新加坡20％和香港的17％，极不利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中国工作。我在和UT斯达康公司前CEO吴鹰聊天的时候，他就表示UT斯达康公司在高峰期曾经聘用了数百位海归，但高税率一直是该公司聘用高层次人才的障碍。
我认识的另一位海归——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主席张红力，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就在两会上提交议案，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如果你是跨国公司亚太区总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