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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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处分依然存在，但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跌倒了，要想证明自己，最好是从原地爬起来。我如果在别的地方干得很好，也没法证明我在这儿是不是犯错误。我当时想，要证明自己没有犯错误，就一定要在原来出事这个单位把工作做好，那就彻底证明我确实是没有问题。我要是跑了，人家就怀疑你这儿没查出来，可能在别的上面有问题，因为你不敢在这儿待着了。
所以是这两个原因促成的。当然第一个原因占主导地位。我那时候并不是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后来我变成了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都有了。政府为了赎回它的错误，它又没办法把我的党内警告处分取消，就在其他方面给了我一些应有的荣誉，比如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这个你说没用吗？有用，它起码证明我过去那个错误是被诬告的，或者说不是错误。虽然给了我处分，但是那并不证明我过去是做错了。
苏小和：你这种心态其实是宏大思维，还是源于你早期的教育。按理说你完全可以选择做民营企业家的路径。
任志强：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去挣钱了，我现在已经可以让我的下一代人都体面地活下去了。
苏小和：可是企业得持续发展啊，没有一个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这样的企业是没有持续发展能力的。
任志强：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实际上是为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而努力，而不仅仅是为自己活得更好而努力，当然不排除中间我也有收入，我也会活得衣食无忧，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收入并不完全对称。我曾经年薪700万，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同意给我20万年薪，这个是巨大的落差。如果我要换一个企业，换到私人的地产公司，年薪就是500万，加上股票，可能有2 000万、3 000万、5 000万。但是好像我已经不值得为那个去争了，而是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做下去，可能也同样有分红。 我们也做了一些私有化的工作
任志强的逻辑（11）
苏小和：刚才你说你的肢体已经私有化了，也就是说你的集团公司下面的子公司已经产权自然人化了，这是怎么回事？
任志强：对，我不能说我没有私有化，实际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私有化的工作。比如西单购物中心，从一个100％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到现在国有控股50％以下。比如我们的旅游公司现在已经变成了100％的私有，地产公司中有10％左右的管理股。我们也在做这些改变。很早以前，我们就讨论过怎么私有化，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进行地产公司二次创业的时候，实际上就建立了这样的管理股权。那时候还没有国资委，政府盖了红章同意我每年用一定的比例去回购，将国有股变成私有股。但国资委成立以后，发了一个通知禁止这样做，所以我们扩到了一定比例以后，就没有再继续扩大。也就是说我没有完成这个事，并不是我没有去做，而是因为一些政治上和政策上的限定条件让我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不得不再进行股份制改造。这次我们是在A股上市了，过去我们是在境外市场。两次上市都是因为我们希望让国有股的控制尽可能减弱，让它更加市场化。否则我所有的决策，都要上头去批准，那就太麻烦了。
苏小和：上市的确是改变国有公司运作模式的一种手段，不管怎么样，华远地产现在是一个公众的公司，要受市场的监督、公众股东的监督。这在体制上是一种进步。
任志强：对，所以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了。但是不管怎么变化，如果政策限制你，不让你用，没有办法去弄，所以我们只能顺势而行，不可能逆势而行。
苏小和：我曾看到你说你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一直是丫鬟，政府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很疲惫。
任志强：对，我们说脑袋的部分是政府让干什么干什么，下边的部分是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因为我在上边、下边都兼职，我既要管下边，也要管上边。今天你来的是地产公司，我实际上还是集团的总裁，集团总裁脑袋的这块完全是国家说了算。国家让我投地铁，我不能不投地铁，我明明知道是赔钱了，我也得去投。从经营上和运营报告上，无论如何也算得出来。所以监事是它的，董事是我的，董事是为了掏钱的，监事是为了监督我的钱是否到位的。所以我们作为股东参加董事会的时候，监事是政府派出的，董事是我们派出的。我必须去干，我不能不干。过去也有很多。区的法院是我建的，党校是我建的，京科大是我建的，我都白给的。你说我不是丫鬟是什么？
苏小和：的确很有意思，典型的中国现象，企业承担公共管理职能，完全忽略掉企业的赢利职能。
任志强：政府要，就让它拿走吧，我这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没有想私有化，但是我们个人股权这部分要清楚。我并没有把它搁在集团公司里头，我是搁在上市公司里头，我集团做这些东西，100％是你政府的，你全拿我也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等于双重身份，上头这块归政府管，下头这块我必须有自主权，要顺应市场。这两者之间是不完全一样的，你不能理解成我只在一个位置上。其实很多人误解我，就是因为他理解我只在一个位置上，甚至认为我现在还是个体户，是个奸商。
苏小和：那是因为不了解，说话的人太轻率了。你的企业家生态的确比较特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任志强的逻辑（12）
任志强：而且说我在赚钱，赚暴利。暴利跟我有什么关系？赚的钱是归国家的，和我没有关系，我就是拿工资。所以网上的很多人实际上完全不了解我。
苏小和：怎么看华远持续发展的问题？比如说有一天你不做了，华远接下来怎么发展？
任志强：我们现在持续发展的问题最主要是把身子以下的胳膊、腿儿都做扎实了，我们集团公司现在没有直接业务，全是投资，就是投资分红。股权比例我只有40％多，我不是最大决策者，可是这个私有的激励机制可以让他们做得很好。国有股跟着分红就行了，他们私有股权占大多数，他们不会把这个企业做垮的，赔的时候他们也在赔。他们分钱的时候我就跟着分钱就行了，所以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好的。比如我们的风投，大量的国外企业去投股权基金，它会做控股吗？它不会，永远不会，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本事不如你，让更专业的人员去管理公司，你赔大头的时候我才赔小头，你要不赔我就跟着赚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这块，如果把它的资本除了每年的分红要对付政府的公益事业以外，剩下的部分都投到下面去，让它有选择地去做一些事情，自主经营。这样的话就必保能赚钱，每年分红就够了。
当然我还有一些维持费用。比如说我还有一些房子，在集团名下，我还可以出租，收到一些租金。我维护管理这些费用还可以从这里拿到。不分红我也能活着，分红的话我每年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我就完成任务了。给我规定得很清楚，就是我不能赔钱，我只能增值保值。我投到下面，可能不控股更安全，控股有时候你要自己做决定，决策错了你还要承担很多责任。不控股相对来说它只要经营得好，你就能分钱。那么我分回来的钱有的时候是它决定的，决定我怎么花，有的时候我可以决定剩下一部分钱怎么投，而我决定怎么投的时候就是我要赚钱的时候，决定怎么花的时候是它说放在哪儿，我就不管，这个责任我也没有，它决定钱全干公益事业我也没办法。
比如说修帝王庙我也掏一百万，那是个政府的文物工程，比如说给残疾人协会和红十字会、慈善协会等，我们每年就掏钱，掏就掏吧，这很正常，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直在做开启官智的工作
苏小和：我看了很多你的言论，看完以后很有感触，我觉得你的受众不应该是网上开口骂人的网民，而应该是官员。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说过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他觉得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开官智，而不是开民智。你的很多言论，有没有一个初衷，就是让更多的管理层听到？
任志强：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们很早就介入了这样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此前我们就做了很多制度上的突破。比如说我们华威大厦当时有很多个第一，*签字，全国第一个交钥匙的总承包工程，而且是境外的；比如说1993年朱基说国内要紧缩的时候，我们和华润合资，我们合资也是突破了外资企业必须有合资年限、投资总额这两项。我们第一是股份制的，股份制就没有投资总额，因为我要不断地扩大资本，也没有合资年限。股份制控股没有办法做合资年限，所以我们把外资合作的限制突破了。
我们在境外上市的时候甚至引发国家出台了一个红筹股制约文件，这个文件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就怕我们类似的事情又出现。华润进来的时候算外资，但是它又是财政部的国有资产。所以在境外上市的时候没有经证监会批准。证监会认为国有资产出去上市应该经过批准，但是华润集团认为1946年，解放以前就在外面，进来的时候按外资算的，在香港上市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就是外资的一部分。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突破了很多法律上的障碍。
任志强的逻辑（13）
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多制度上的缺陷是要通过企业的实践和努力去给它一条路。要是没有实践和努力，是突破不了法律制度的，这个法律制度如果不碰，就永远是那么僵死。因为在改革过程中，最早是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我既然摸着石头了，我就要过河，就要突破它。那个时候我们就很重视，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一些改造，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让它更市场化。
我记得第三次全国房协的大会上，那时候俞正声刚任建设部部长时间不长，会上我们当时就提出对1998年23号文件的质疑。他当时非常反感，所有人都一片反对声。他们到了香港的时候，甚至去跟华润的老总说，这个任志强不行。但后来我出的第一本书是俞书记帮我写的序，他现在是上海市委书记。很有意思，经过多次的撞击和磨合以后，他们认为我的有些想法是对的。
苏小和：还是先前提到的，你的很多观点来自于实践，这比办公室琢磨出来的要鲜活。
任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