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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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的功能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一提日本的茶道。
茶道通常被认为是日本艺术的最高代表，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日本近代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他的代表作《东洋的理想》和《茶书》里，就是将茶道作为抵抗西方现代文明入侵、向全世界宏扬东洋文化精神的利器来推崇和宣传的。
与中国的茶艺不同，所谓茶道，是一种修炼精神，调整身心的仪式，其精义包含在“敬、清、和、寂”四个字中。敬，是尊敬长者、敬爱朋友；清，是洁净、清幽；和，是和睦、和平；寂，是悠闲入定。质而言之，就是在与喧嚣的尘世短暂的脱离中，通过一系列饮茶的仪式，使人的精神恢复平静和清明，可见茶道与日常生活中的品茗已经没有多少关系。新渡户稻造这样论述茶道：“茶道的要义在于内心平静，感情明彻，举止安详，这些无疑是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情感的首要条件。”“茶道是超越礼法的东西——它是一种艺术。它是以有节奏的动作为韵律的诗。它是思想修养的实践方式。”
茶道空间分茶庭、茶室两部分。茶庭与一般的庭院不同，这里没有春花秋红、小桥流水的赏心悦目，只有绿萌幽深的寂寥。在正式进入茶室之前，客人先要在这里徜徉，净身净心。日本茶道界将茶庭称作“露地”，此名取自于佛经，是说修行的菩萨冲过三界的火宅到达露地。这意味着，茶道中的茶庭，不是供人玩赏的，而是修行的道场。这里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条篱笆，每一个石灯笼，无不凝结着主人的苦心，散发着“和、敬、清、寂”的气息。经过这样一番洗礼，来到茶室时，客人内心的火躁之气已经消尽，面对半米多高的小门，虔诚之心油然而生，双膝不由自主跪下。这道茶道小门，是日本茶道祖师千利休创造的，据说是从渔船上的舱门得到的启发。
茶室通常只有四叠半大（九平米），除了壁龛和地炉，就是空旷的榻榻米，壁龛里挂着高僧的墨迹，内容与茶会有关，进入茶室后，客人首先要向墨迹行礼，仔细拜读，体会它的奥义。狭小而封闭的榻榻米空间，对于茶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茶道才可能凝聚成一整套严格有序的仪式，主客才能如此近距离地面对，观演欣赏，互相问答，亲密无间地交流。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那些价值连城的茶具看上去都十分朴素，造型歪歪扭扭，绝无豪华富贵之气。在喝下那两口墨绿色的浓茶之前，先要反复欣赏茶具，茶具有各种流派的，名堂很多，什么“有田”啦、“美浓”啦、“织部”啦、“志野”啦，等等，每一件东西都有一番不平常的来历。在欣赏茶具的过程中，客人不知不觉被引入超凡脱俗的清静世界，胸中的块垒和不平之气，就在这斗室之内，在半碗墨绿色的茶中得到平息。
茶道的世界介于现实与虚拟之间，其中每一件道具、每一个动作都具有隐喻性，地炉里的灰炭，象征山川风光，白色的枝炭，代表淙淙雪水从初春的山顶流下；茶勺在茶碗口上轻磕一下，是为了磕掉沾在茶勺上的茶粉，发出的声音却让人联想深山伐木的斧声。茶室为日本提供了另一种时空，这里禁止戴手表，也没有钟，估计时间全凭主人的第六感觉；这里不许谈论金钱、女色、生意，不许东长西短，议论他非，话题限于艺术自然；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在对苦涩的茶味的品尝中，对朴实无华的茶碗的欣赏中，人们返朴归真，同化于自然。
日本的茶道，兴盛于战乱频仍、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它的起源与发达，几乎与日本的武士道同步。这种“茶与刀”互补的现象，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茶道的文化内涵。据茶道专家研究：至16世纪中叶，茶道在日本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在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京都、大阪、界市，每天都举行各种茶会，几乎形成全民参与的局面。茶道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是因为当时日本正处于战乱时代，室町政权解体，接替它的势力还没有成熟，各个武士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其中最强的一派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系统。群雄争霸的自由风潮，刺激了市民文化的发达，而对于日日征战、性命朝不保夕的武士来说，宁静的茶室可以慰藉自己的心灵，使他们忘却战场的厮杀，抛开生死的烦恼。静下心来点一碗茶，于是就成为武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武将出征时，经常在阵地前沿举行茶事，有了这一碗茶垫底，武士就能消除内心的紧张与狂乱，带着恬淡的心情走向刀光剑影的战场。（见滕军著《日本茶道文化概论》）
茶道来自佛教的启悟，茶道的内在精神，就是禅宗的“无”，所谓“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最脱俗的艺术，竟被如此广泛地利用于野心与权力的较量，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说明在日本这个国度，貌似清高的茶道其实并不能真正脱俗，反而成为世俗生活的重要调剂品。千利休的茅草庵，到底敌不过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一介茶人的他，最后终于成为虚荣矫饰的权力者的牺牲品，象征性地说明了茶道在当时的地位。然而，茶道对于日本人，其作用和价值之大，无论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假如没有了茶道，日本人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多愁善感、躁动不定的心性又怎么安顿？日本人对茶道的迷恋依赖，说穿了，是“台风性格”的脆弱和缺失需要弥补，正如川端康成在小说《千只鹤》里描写的那样，一帮红男绿女一天到晚忙于茶会，以此填心灵的空虚颓废。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缺什么，补什么。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心理平衡机制，茶道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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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偷袭的民族
一般来说，情绪型的民族擅长艺术，不擅长军事，日本却有点例外，大名鼎鼎的武士道，出产于东瀛列岛，日本在近代武力扩张的劲头和能力，令人瞠目结舌。日本考古人类学家江上波夫说：日本人兼有游牧、农耕民族的双重属性，对外是游牧式的，对内是农耕式的，善战与爱和平是一个铜币的两面。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则用“菊”与“刀”来概括日本既好战又爱美的双重性格。这些都证明，日本是一个有很高军事才能的民族。
日本人的军事才能，突出地表现在擅长奇袭上。中国电影《地道战》、《小兵张嗄》中，有日本鬼子趁天黑夜深、偷偷进村袭击的情节，这些并非凭空杜撰。近代史上，日本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是借助这种攻其不备、先发制人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要数1941年12月7日的偷袭珍珠港的成功。
成功的奇袭，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忍耐”，就是不管如何艰险漫长也能忍耐的劲头儿，二是“突发”，就是时机成熟给对方以致命打击的爆发力。这两个条件日本军队都具备，日本人的“台风性格”，早已为此作了铺垫。
偷袭珍珠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且要冒极大的风险，日本五十五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必须横越太平洋，航行将近三千英里的路程，途中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被美军侦察机发现，而前功尽弃。凭着高度的组织纪律和顽强的耐心，日本海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攻击目标，趁周末美军戒备最松懈之际，对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军舰和瓦湖岛上的飞机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袭击，于瞬间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
从战术上看，奇袭的威力无需置疑，但也不是万能，假如对方防范严密，它就无机可乘。而从战略上看，它是一把两面刃，有可能带你走向胜利，也可能导致灭亡。就日本而言，由于缺乏理性的制约，这种特长不可避免地变成灾难的根源。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取得了成功，却向灭亡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道理很简单，日本向美国开战，本来就是非理性的、疯狂的军事行动，就像日本对中国全土发动侵略一样，战术再奇特，爆发力再凶猛，从长远看，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没办法。这是“台风性格”的宿命。指挥本次偷袭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并不是不知道双方实力的悬殊，美国的厉害，仍然怀着搏一把的心理，把日本送上了灭亡之途。
日本作家阿川宏之在《山本五十六》里这样描写，山本在华盛顿驻美大使馆工作时，和一位名叫法华律孝太的人下将棋——
饭后，山本走到法华律面前说：“你会下将棋吧？”“会。”法华律的话音刚落，山本便马上要来了将棋，布好棋子儿，两个人下了起来。趁对方尚未摸清自己的棋路时，山本发动突然袭击，从中路飞“车”，法华律没料到他这一招，很快失了第一局。法华律头脑很冷静，他边下边仔细观察山本棋艺的特点。他发现，山本只注意猛烈的进攻，不注意退守，而且在进攻中主要利用突袭的方法，以求速战速决。法华律针锋相对，先是主动采取守势，以软克硬，顶住对方的猛烈进攻后，再转守为攻。这一招使山本进攻受阻，处于被动状态，结果连失三局。据说从那以后，山本再也没有主动要求同法华律下棋。
这次下棋提醒了法华律，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果稍微留心研究一下日本海军主要将领——山本五十六个性的话，至少也能估计到他可能对夏威夷发动突然袭击。
山本的性格，可以说是日本军人性格的典型代表，这种“台风性格”用于战争，确实有相当恐怖的一面，感觉迟钝的民族碰到这样的对手十之*要吃亏，通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得一败涂地，失去还击能力。中国吃过这种亏，俄国吃过这种亏，美国也吃过这种亏，历史的教训太值得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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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伤与虚无
和辻哲郎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日本人“台风的性格”作了自恋性的评价，一叶障目，思路却有可取之处。理解地看，台风的性格产生于文明起步较晚、文化缺乏原创品位、原始风情浓郁的东瀛岛国，有它相当的根据，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说得很到位：“日本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哲学的民族”。思想与哲学的贫乏，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构存在缺陷；感性压倒一切的发达，意味着理性的蒙昧，精神定力的不足，在错综复杂的生存竞争中，凭生存的本能行事，随波逐流，狂奔暴走。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出发，指出：日本人如此地沉迷于这个感伤的世界，说明在他们心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感情生活上的这种感伤主义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均视作虚无，这种虚无，必然导致短视的功利主义、眼前主义和简单的二元对立主义——
在经历过战争中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有人说“这也算日本人吗”的时代之后，迎来了一个有什么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