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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季羡林自选集:一生的远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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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听到他们俩拌过嘴,吵过架。老头一死,只剩下她孤零一人。儿子极少回来,屋子里空荡荡的。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从表面上来看,她只能同我这一个异邦的青年相依为命了。
  战争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日子越来越难过。不但食品短缺,连燃料也无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顺民情,决定让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树木。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德国人办事之细致、之有条不紊、之遵守法纪。政府工作人员在茫茫的林海中划出了一个可以砍伐的地区,把区内的树逐一检查,可以砍伐者画上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女房东家里没有劳动力,我当然当仁不让,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树,运下山来,运到一个木匠家里,用机器截成短段,然后运回家来,贮存在地下室里,供取暖之用。由于那一个木匠态度非常坏,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过后到我家来,表示歉意。我觉得,这不过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东是一个平常人,当然不能免俗。当年德国社会中非常重视学衔,说话必须称呼对方的头衔。对方是教授,必须呼之为“教授先生”;对方是博士,必须呼之为“博士先生”。不这样,就显得有点不礼貌。女房东当然不会是例外。我通过了博士口试以后,当天晚上“汇报”时,她突然笑着问我:“我从今以后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惊,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连忙说:“完全没有必要!”她也不再坚持,仍然照旧叫我“季先生!”我称她为“欧朴尔太太!”相安无事。
  一想到我的母亲般的女房东,我就回忆联翩。在漫长的十年中,我们晨夕相处,从来没有任何矛盾。值得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即使回忆困难时期的情景,这回忆也仍然是甜蜜的。这些回忆一时是写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离开德国以后,在瑞士停留期间,我曾给女房东写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在北平,我费了千辛万苦,弄到了一罐美国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许多德国人一样,嗜咖啡若命。我连忙跑到邮局,把邮包寄走,期望它能越过千山万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让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喜悦。我不记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关系”成了十分危险的东西。我再也不敢写信给她,从此便云天渺茫,互不相闻。正如杜甫所说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1983年,在离开哥廷根将近四十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特意挤出时间,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洁如故,四十年漫长岁月的痕迹一点也看不出来。我走上三楼,我的住房门外的铜牌上已经换了名字。我也无从打听女房东的下落,她恐怕早已离开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静卧在公墓的一个角落里。我回首前尘,百感交集。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虔心祷祝她那在天之灵——如果有的话——永远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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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希特勒的人们
出国前夕,清华的一位老师告诫我说,德国是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一定要谨言慎行。对政治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我忆念不忘。
  到了德国以后,排犹高潮已经接近尾声。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我看不出压迫老百姓的情况。舆论当然是统一的,“万众一心”。这不一定就是钳制的结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拥护这一套,有的是糊里糊涂地拥护这一套,总之是拥护的。我上面曾经说到,我认识一个德国女孩子,她甚至想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话恐怕是出自内心的。但是不见得人人都是如此。至于德国人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这局外人就无从说起了。
  希特勒的内政外交,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是他那一套诬蔑中国人的理论,我们却不应该置之不理。他说,世界上只有他们所谓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创造者,而中国人等则是文明的破坏者。这种胡说八道的谬论,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极大的愤怒。但是,我们是寄人篱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在我认识的德国人中间,确实也有激烈的反对希特勒的人。不过人数极少极少,而且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都隐忍不露。我同德国人在一起,不管是多么要好的朋友,我都严守“莫谈国事”的座右铭。日子一久,他们也都看出了这一点。有的就主动跟我谈希特勒,先是谈,后是骂,最后是破口大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退休的法官,岁数比我大一倍还要多。我原来并不认识他,是一个中国学生先认识的。这位中国学生来历诡秘,看来像是蓝衣社之类,我们都不大乐意同他往来。但他却认识了这样一个反希特勒的法官。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从这一点来看,他实在是一个“不肖”之徒。不管怎样,我们也就认识了这一位退休法官。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无不激烈反对。我没到他家里去过,他好像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汉。只有同我们在一起时,才敢讲几句心里话,发泄一下满腹的牢骚。我看,这就成了这一位表情严肃的老人的最大乐趣了。
  另外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朋友,是一位大学医科的学生。我原来也并不认识他,是龙丕炎先认识的。他年纪还轻,不过二十来岁,同我自己差不多。同那位法官正相反,他热情洋溢,精力充沛,黑头发,黑眉毛,透露出机警聪明。他的家世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他反对希特勒的背景。“反对希魔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了这一条,我们就走到一起来了。
  在德国人民中,在大学的圈子里,反对希特勒的人,一定还有,但是决不会太多。一般说起来,德国人在政治上并不敏感,而且有点迟钝。能认识这两个人,也就很不错了,我也很满意了。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的中国学生,不常同他们往来。有时候,在星期天,我们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我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大概也一样。记得有几次在春天,风和日丽,林泛新绿,鸟语花香,寂静无人。我们坐在长椅上,在骀荡的春风中,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听,每个人都敢于放言高论,胸中郁垒,一朝涤尽。此时,虽然身边眼前美景如画,我们都视而不见了。
  现在,法官恐怕早已逝世。从年龄上来看,医科学生还应活着。但是,哥城一别,从未通过音问,他的情况我完全茫然。可是我有时还会想到这一位异邦的朋友。人世变幻,盛会难再,不禁惘然了。
  

伯恩克(Boehncke)一家
讲到反对希特勒的人,我不禁想到伯恩克一家。
  所谓一家,只有母女二人。我先认识伯恩克小姐。原来我们可以算是同学,她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学习斯拉夫语言学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斯拉夫语研究所也在高斯…韦伯楼里面,同梵文研究所共占一层楼。一走进二楼大房间的门,中间是伊朗语研究所,向左转是梵文研究所,向右转是斯拉夫语研究所。我天天到研究所来,伯恩克小姐虽然不是天天来,但也常来。我们共同跟冯?格林博士学俄文,因此就认识了。她有时请我到她家里去吃茶。我也介绍了张维和陆士嘉同她认识。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父亲已经去世,据说生前是一个什么学的教授,在德国属于高薪阶层。因此经济情况是相当好的,自己住一层楼,家里摆设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风闻伯恩克小姐的父亲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犹太人,已经越过了被屠杀被*的临界线,所以才能安然住下去。但是,既然有这样一层瓜葛,她们对希特勒抱有强烈的反感,这也就成了我们能谈得来的基础。
  伯恩克小姐是高才生,会的语言很多。专就斯拉夫语而言,她就会俄文、捷克文、南斯拉夫文等等。这是她的主系,并不令人吃惊。至于她的两个副系是什么,我忘记了,也许当时就不知道,总之是说不出来了。她比我高几年,学习又非常优秀;因为是女孩子,没有被征从军。对她来说,才能和时间都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到了我通过博士口试时,她依然是一个大学生。以她的才华和勤奋,似乎不应该这样子。然而竟是这样子,个中隐秘我不清楚。
  这位小姐长得不是太美,脾气大概有点孤高。因此,同她来往的人非常少。她早过了及笄之年,从来不见她有过男朋友,她自己也似乎不以为意。母女二人,形影相依,感情极其深厚诚挚。有一次,我在山上林中,看到她母女二人散步,使我顿悟了一层道理。“散步”这两个字似乎只适用于中国人,对德国人则完全不适用。只见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挽起胳膊,然后同出左脚,好像是在演兵场上,有无形的人喊着口令,步伐整齐,不容紊乱,目光直视,刷刷刷地走上前去,速度是竞走的速度,只听得脚下鞋声击地,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这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中乐趣我百思不解,只能怪我自己缘分太浅了。
  这个问题先存而不论。我们认识了以后,除了在研究所见面外,伯恩克小姐也间或约我同张维夫妇到她家去吃茶吃饭。她母亲个儿不高,满面慈祥,谈吐风雅,雍容大方,看来她是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的。欧洲古典文化,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艺术,老太太样样精通,谈起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令人怡情增兴,乐此不疲。下厨房做饭,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小姐只能在旁边端端盘子,打打下手。当时正是食品极端缺少的时期,有人请客都自带粮票。即使是这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请一次客,自己也得节省几天,让本来已经饥饿的肚子再加码忍受更难忍的饥饿。这一位老太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亲手烹制出一桌颇为像样子的饭菜的。她简直像是玩魔术,变戏法。我们简直都成了神话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几个沦入饥饿地狱里的饿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咽了。这一餐饭就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一餐。
  但是,我认为,最让我兴奋狂喜的还不是精美的饭菜,而是开怀畅谈,共同痛骂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她们母女二人对法西斯的一切倒行逆施,无不痛恨。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有这种想法的德国人,只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想法深埋在心里,决不敢随意暴露。但是,一旦同我们在一起,她们就能够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了。当时的日子,确实是非常难过的。张维、陆士嘉和我,我们几个中国人,除了忍受德国人普遍必须忍受的一切灾难之外,还有更多的灾难,我们还有家国之思。我们远处异域,生命朝不保夕。英美的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下蛋,落在我们头上,则必将去见上帝或者阎王爷。肚子里饥肠辘辘,生命又没有安全感。我们虽然还不至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但是精神决不会愉快,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里,我才能暂时忘忧,仿佛找到了一个沙漠绿洲,一个安全岛,一个桃花源,一个避秦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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